特大城市楔形绿地理念的3个缘起与发展

特大城市楔形绿地规划建设的实践经验及政策启示——以上海市浦东张家浜楔形绿地为例

 

摘要：楔形绿地作为城市规划中重要的空间类型，自诞生之日起，其规划思想一直受到不同规划理论和学派的影响。在考察楔形绿地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后，聚焦中国上海市浦东楔形绿地的建设目标、规划体系和开发机制。以张家浜楔形绿地为例，探讨了上海市楔形绿地的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并提出多主体、多元因素博弈形成动态平衡的开发机制和市场化的开发模式，是张家浜楔形绿地开发得以成功推进的重要经验。

 

在上述案例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特大城市的楔形绿地建设需要规划编制体系、规划实施与管理及开发建设模式等多方面的自我创新和能力建设，可为其他特大城市的楔形绿地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城镇化进程催生了一批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它们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城市问题的首要来源。以环城绿带、楔形绿地为代表的大型绿地作为特大城市中重要的空间模式被西方学者提出，并在多个国家大城市进行成功实践，逐渐被引入我国的大城市空间战略中[1]。

 

楔形绿地作为城市大型绿地的重要类型之一，相比于环城绿带其研究和所受关注较少，但实施难度并不小，同时开发机制也相比于环城绿带更加多元和复杂。随着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楔形绿地的理论内涵在新发展理念的影响下有了极大的拓展，北京、上海、成都等特大城市开始探索新一轮的楔形绿地建设。当前，楔形绿地已不仅是现代主义规划理念下城市组团之间的绿化隔离带，更是保护城市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提供市民游憩休闲的开放空间、提升周边土地价值的自然资源，以及促进地方发展的政治治理手段[2]。然而，楔形绿地的规划理想在当前的发展背景下，通过怎样的规划实施和开发机制得以落实，有哪些实践经验和挑战，却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

 

上海市的楔形绿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在规划理念、开发机制和建设运营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尤其是浦东5片楔形绿地因规划理念新颖、开发机制明确、建设进展较快，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聚焦浦东的楔形绿地实践，并重点聚焦张家浜楔形绿地的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调研、文献研究、专家和相关方的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总结其在规划编制技术、规划实施与管理及开发建设模式等方面的经验和挑战，为其他特大城市的楔形绿地实践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1特大城市楔形绿地理念的缘起与发展

 

1.1西方楔形绿地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楔形绿地是指呈楔状、从城市远郊插入城市中心区域的结构性城市绿地。楔形绿地的规划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初的英国，目的是为解决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城市产生的人口膨胀，通过绿地的楔状布局，将郊野新鲜的空气带入城市[3]，从而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环境恶化和城市环境污染等问题。其后，美国奥姆斯特德(FrederickLawOlmsted)等先锋风景园林师通过将城市马路改造成公园路，从而将散布在城市中的绿地串联起来，形成完善的绿地系统[4]。19世纪末，由于交通技术的飞速发展，西班牙规划师玛塔(SoriaYMata)提出线性城市这一规划概念[5]。在玛塔之后的城市规划思想家发扬了他的规划理念，将城市风道、绿地和交通融合在一起，并将绿地融入城市的空间布局中。同时，楔形绿地思想的另一来源是19世纪德国城市规划师的理论和实践，甚至“楔形绿地”(greenwadge)的明确提出者也是德国经济学家和规划师埃博思塔特(RudolfEberstadt)。

相比于当时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城市规划布局的同心圆格局，埃博思塔特在1910年柏林规划竞赛中基于开放空间和交通线的均衡布局的核心原则，以新建中心车站为当时的居住中心，规划设置了从市中心到郊区的数条放射状道路，其间布置了若干公园和开放空间，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楔形绿地空间模式。埃博思塔特提出的这一楔形绿地空间模式受到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规划师的支持，同时与当时的田园城市和现代主义城市的规划思想迅速融合。由此，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苏联莫斯科、日本东京的城市规划在当时都受到了楔形绿地规划思想的深刻影响[6]。

 

 

虽然楔形绿地空间模式与20世纪20年代风靡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的功能分区主张十分契合，但后期缩略和简化成为绿地系统的规划工具，楔形绿地也仅仅充当不同功能区之间的绿化隔离带，抹杀了其在区域生态、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义[6]。

许多学者认为，基于对现代主义规划的反思，当前的楔形绿地规划建设不仅试图复兴其诞生之初在区域规划、城乡统筹、交通疏散、生态保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影响[2，7]。近年来有西方学者基于楔形绿地的历史和发展提出楔形绿地都市主义的理论，认为楔形绿地结合周边地区的联动开发有推动可持续发展和韧性城市建设的潜力[8]。

 

 

1.2我国特大城市楔形绿地的实践探索

 

北京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将楔形绿地纳入其城市总体规划中，后续上海、深圳、成都等特大城市也都逐渐规划了楔形绿地。近年来，随着公园城市、双碳战略等理念的提出，楔形绿地空间模式又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实践探索，如北京要加强楔形绿地内的植树造林，建设9条绿色廊道；上海也提出要打造连接外环绿带内10片楔形绿地的环城生态公园带。随着对楔形绿地认识的加深，国内研究主要聚焦在楔形绿地的“功能形态”和“规划实施”2个方面。

 

一方面，楔形绿地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宽度才能发挥其在大城市中的功能作用[9]。已有研究认为，楔形绿地在自身形态特征的基础上与周边区域和其他绿地耦合发展，它的渗透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使其在城市空间中承担着3类功能：1)生态功能，即可以修复城市退化的生态系统，同时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和迁徙通道[10]，通过在大城市中的合理布局，楔形绿地系统还可以使气候效益最大化[11]；2)游憩功能，实际上，目前国内特大城市的楔形绿地都在经历游憩转型[12]，例如成都的楔形绿地已经在尝试建立公园游憩空间体系的探索[13]；3)产业功能，即以土地经济为基础的绿地建设正在成为最大化的吸引产业、人才和投资的经营策略，有研究认为政府和企业应携手合作，将楔形绿地和周边土地统一考虑，从而培育土地价值和孵化创新产业[2]。

 

 

另一方面，虽然国内学者对楔形绿地空间模式给予比较积极的评价，然而具体到规划实施层面，楔形绿地的建设则面临着不少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首先，由于我国特大城市在过去40年里人口和经济持续的快速增长，中心城区的土地价值与日俱增，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能产生直接经济价值的楔形绿地不断被建设用地所蚕食[14-15]；其次，我国特大城市中楔形绿地的建设主体不明确，开发机制不完善，难以协调和推进楔形绿地区域大量的动拆迁任务及后续的开发建设工作，导致楔形绿地的建设进度缓慢[16]；最后，在楔形绿地的规划构想和具体实施的博弈中，由于缺乏刚性的绿地规划管控措施，导致特大城市楔形绿地的生态作用发挥不足、公共功能难以显现，以及与绿地周边区域实施进度不同步等问题[17]。

实际上，上海等特大城市作为楔形绿地的先行探索者，已经在规划实施和开发机制方面取得了许多经验，但相关研究总结归纳的系统性不足，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