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名胜形成和延续的核心因素，以康熙、乾隆为代表的清代帝王是本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清帝南巡对惠山名胜延续与增华的影响尤为深远。
3.1清帝的“价值评估”
帝王巡幸是稳定社会、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清帝南巡规模大、次数多，历史影响力尤为深远。南巡路线从京师出发，而无锡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地，运河经由惠山脚下入城。惠山成为清帝在南巡如此之长的线路中尤为喜爱的名胜，得到多次巡幸。清帝“用脚投票”的行为是惠山名胜与清帝价值观契合的写照。
据《康熙起居注》《清实录》和御制诗等文献的记载，康熙帝6次南巡，五至惠山，皆为回銮途中短驻。期间留下7首吟咏惠山的诗及3副御书匾联，使惠山愈发受到官员及百姓的重视，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徐永言在《无锡县志》序中所写：“天子南巡五载之中，驻跸锡山者，再重以宸翰亲题匾额，继之诗篇，草木泉石，与被荣施，盖千古旷典也。[20]3”康熙帝的巡幸，为惠山名胜叠加了一次尤为重要的人文活动，使得乾隆南巡时更慕惠山之名。
乾隆帝效仿圣祖康熙，六巡江南，时间更长，规模更大，路线更复杂，留下了更加丰富的诗文碑刻和遗迹典故。每次往返各幸一次惠山，共计12次，作惠山名胜诗91首、匾联9副[18]，可见乾隆皇帝对惠山名胜的重视。
两朝帝王的17次巡幸为惠山名胜带来的人文价值不断积累，使得惠山诸名胜愈加为世人所重视，进而得到了更为妥善的保护。同时也因帝王身份，引发地方官员为接驾而对名胜的物质实体进行修缮、建设与增华。乾隆朝县令王镐为迎御驾，修御道，配建营盘，并在黄埠墩、惠山河塘等处增设码头；修整县城到惠山寺的道路，更换新砖，设为御道；沿街房屋重新涂泽，光亮如新，沿河两岸无房屋处，砌墙遮挡[21]。惠山寺、寄畅园、天下第二泉等御驾亲临之处更是修缮保护的重中之重，惠山名胜焕然一新(图4)。
3.2惠山寺
惠山寺作为惠山名胜的核心，自始建到清初的1200余年间，文献记载了1次废寺、4次大型火灾，以及多次的复建和修缮(表1)，寺院位置基本未变，规模布局不断变化。
明末清初，因朝代更迭，惠山寺逐渐衰败，康乾二帝的南巡为寺院带来了复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帝第一次南巡时，惠山寺还是一番破败的景象。随着帝王“躬幸惠山寺，酌泉于亭，遂礼佛于殿上”[20]122，次年，寺院便迎来了入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整修，“邑人周弘词者，力加缮治，一切焕然，乃悬榜其上，曰‘圣敬式临’，以志奇观”[20]122。因皇帝的临幸，破败的寺院修治如新，复为惠山一大名胜。
惠山寺的第二次大修，则是在乾隆首次南巡之前(约1750年)。此时，距康熙帝南巡时的修缮已有近70年的时间，寺内建筑毁坏过半。惠山被列于巡幸名单之上，虽然乾隆下谕旨，仅令将名山古刹打扫干净，不得有增建，但地方官吏仍极尽所能精心准备，使惠山寺的建筑与环境焕然一新。另外，寺内增建了皇亭、御碑亭等建置，将竹炉山房辟为座落，供帝王品茶小憩，是清帝南巡为惠山增添的名胜实体，惠山寺由此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稳定。
3.3祠堂群
明清时期朝廷推行先贤祭祀制度，先贤祠和忠孝节义祠为主的祠堂群集结在惠山山麓，康乾南巡一直将祀典作为巡幸途中的要务，以此教化民众，巩固统治。乾隆帝对沿途30里(约15km)之内的先贤忠烈祠墓，皆遣官祭祀；第二次南巡时，为惠山周敦颐祠御书匾额“光霁祠”并题诗，此举极大地提高了惠山祠堂的地位。
此外，寄畅园作为无锡秦氏家祠得到康乾二帝的11次巡幸，在欣赏园林胜境的表观之上，更重要的是帝王对明清重臣世家的殷切希望。由帝王祭拜行为带来的是惠山兴建祠堂数量陡增并持续高涨(图5)，祠堂群渐成惠山名胜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