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量语境与历史价值保护不适配
相较一般文物或建筑遗产，工业遗产体量庞大且易损耗，信息密度低，维护成本高，通常还伴随环境问题。大量快速的工业用地存量更新与细致严格的遗产保护所面对的问题和行动方式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异。TICCIH最新文件《台北宣言》⑤直言“保护的战略和方法必须是灵活的……我们接受对工业遗产进行适应性再利用，使其具有新功能，以保障其保护工作的运行”。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后，后工业景观发展的接力棒缘何越洋交予北杜伊斯堡，维拉赫(UdoWeilacher)分析不过是因为北美不像欧洲中部那么人口稠密，迫切要求进行可持续的土地功能转换[5]109。我国土地资源紧缺、人口密度高，这种迫切的要求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似乎更甚。“十四五”规划建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021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设立包括北京、苏州、成都等在内的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明确了700处老旧厂房更新改造、低效产业园区“腾笼换鸟”的紧迫任务。以首钢为代表的工业遗产，以及大量的工业遗存，事实上都面临存量更新的处境，意味着用地性质明确的转化，从工业生产到商业、办公或居住，新功能置入伴随空间使用的新需求，必然会要求相当量的改变借由规划设计发生。
世界范围内的保护条例也都相对宽松，普遍认可适应性的活化利用为可持续的保护方式。相较于《巴拉宪章》⑥中慎之又慎的修复、重建、改建条款，工业遗产的针对性保护条例均有明显的放松。《都柏林原则》《台北宣言》都将适应性再利用视为最常见也最可持续的方式，但不应以牺牲普遍价值和核心价值为代价；《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强调再利用，同时对遗产格局、结构、样式和风貌特征，以及核心物项的保护，出现较大改变的应当及时恢复[6]——“牺牲”“代价”“恢复”充满对立与妥协意味。然而妥协是受限的，实践中有太多保护与规划设计对话困难的情形，使数量庞大的一般工业遗存在危境中加速消亡。
是否存在一种关于工业景观更适配的价值认知理论，更积极地适用于存量更新语境的保护与再利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