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观的设计与图析
“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古人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文字和图纸在表述和分析方面的巨大差异。地图是表达和存储空间信息的有效工具。中国具有悠久的地图绘制历史，马王堆汉墓帛书古舆图中就描绘了地形、水系和城镇，西晋时期裴秀的“制图六体”对地图绘制的距离、高程、比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则构建，南宋后城市舆图的数量和精确度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出现了《平江图》和《靖江府城图》这样较为精确描绘城市形态的地图，但似乎直到清末，大量出现的依然是带有浓厚绘画方式，看上去不那么“准确”的城市舆图。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古罗马托勒密世界地图的再次发现，西欧一扫中世纪的地图绘制方式，逐渐形成由长度、比例和坐标体系描述空间秩序的规范做法，加之布鲁奈烈斯基对透视几何学的探索，使得几何制图学、平立剖面逐渐成为城市景观认知和再现的工具。
可以用2张城市地图直接感受到这2种表达方式的巨大差异。一张是民国时期以现代投影和测绘技术绘制的《宁波市全图》；另一张为《宁波府城厢水陆舆图》，它是清末民初的城市传统舆图。2张图绘制时间差别不大，前者“如实”地表达了宁波城市街巷、水系和城外的农田，后者却显得有些“随心所欲”，将原本梨形的城市轮廓画得更为有机，城市方位改为正南北，放大了街巷尤其是河流的宽度，并以三维方式绘制了城墙、瓮城和标志性的鼓楼等建筑。
毫无疑问，《宁波府城厢水陆舆图》更像是绘图者对城市意向的表达，城市如同是坐落在水网之中的有机组合，较为规则的子城和轴线源于悠久深厚的营城传统，而有机变化的罗城和街巷则是对地区水网环境的呼应，那些貌似随意的调整，正是出于其对宁波城市的结构性认知，隐含着绘图者对城市形态感知和景观评价。
现代城市地图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将城市空间特征简化为某些特定的物理属性尤其是几何尺寸，表现出某个特定瞬间的城市形态，它们很大程度上成为解读城市形态的基本工具。BernardTschumi曾经感叹“传统的建筑语言局限了思维，通常建筑师使用的再现方式：平面、剖面、轴侧与透视变成了建筑学的牢笼和限制，将建筑学演变为一种金字塔式的思考，任何跨越这种限制提供其他建筑解读的企图都要求质疑这样的语言传统”。现代城市地图对城市景观研究的促进和限制也与此类似。
风景园林界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理解地理学界对现代地图在测绘、投射和绘制方面的批判。JamesCorner对此评论道，由于风景园林行业尚不了解地图绘制技术在表现客体世界过程中的高度选择性，以至于将地图当作规划设计工作的客观事实基础，那些在地图上被优先表现的元素直接影响设计方案，而那些被排除的元素则被忽视。
城市景观作为复杂系统，具有多层级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非常有必要揭示其在不同尺度下呈现的空间等级秩序和结构逻辑，以实现系统性的完整认知并指引设计。传统城市舆图所表现出的空间视角的多元性、绘图者的空间参与性、非空间元素的描述性和形态发育的过程性等特征，逐渐引起城市研究者的重视。同时，现代城市地图也通过分层、分类、叠加、拼贴等方式，将不同的空间信息加以筛选和组合，以达到分析和表达的目的。正如JamesCorner在“TheAgencyofMapping:Speculation,CritiqueandInvention”一文中谈到，通过绘图设置（图框、指北针、坐标系、比例尺、度量衡、投影方法）、信息要素提取（事物、部分、数据）、要素关系绘制（几何空间、分类系谱）3种手段构建起一个设计与分析的工具—图析（mapping），它将“感知/测量”与“设计/发明”这2个环节有效地连接在一起。
本期专栏稿件呈现了城市景观的大量精彩图析—从欧洲大陆的意大利威尼斯、荷兰鹿特丹、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和加泰罗尼亚中部巴格斯地区；到亚洲大陆的中国大湾区、武汉、深圳、浙南传统村落和韩国釜山地区；还有美国的底特律。
研究者背景较为多元，分别来自中国、荷兰、德国、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智利、南非。研究对象的广泛性证明了图析的适用性，而研究者背景的多元化也说明，即使因为文化与个人生活、从业经验不同会带来空间视角和空间参与的差异性，但通过图析所得的研究成果却具有领域内的专业共识。
研究者背景较为多元，分别来自中国、荷兰、德国、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智利、南非。研究对象的广泛性证明了图析的适用性，而研究者背景的多元化也说明，即使因为文化与个人生活、从业经验不同会带来空间视角和空间参与的差异性，但通过图析所得的研究成果却具有领域内的专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