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公众协同的景观感知研究方法

专家-公众协同的景观感知研究方法

 

景观感知多元的研究方法孕育了多种流派与范式，为调和生态与审美贡献了丰富的研究工具。Zube的专家、心理-物理、认知与经验4分法是早期较公认的景观感知范式结构[13]。Ndubisi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规划语境进一步总结为专家、行为与人文主义范式[14]192。Daniel则从评估方法角度将之划分为专家设计与公众感知两大阵营，认为21世纪前的相关研究无不体现二者间的较量[2]。Gobster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专家判断与公众偏好是景观感知评估研究的2种基本模式[3]。“生态-审美冲突”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专家与公众的认识与需求差异[19]，故本文基于专家-公众的二元视角考察其研究方法。

 

专家与公众流派研究方法的差异取决于价值主张与研究立场的分歧。专家学派持客观主义哲学思想，认为风景之美客观存在且能转化为通用参数，如形式、线条、统一性等。他们希望建立客观评估指标以实现对公共土地的有效管理。

美国农业局林业部颁布的《视觉管理系统》(VMS)是早期专家范式研究景观视觉质量的重要成果[3]。随后，生态、资源管理等视角的专家评估也参与了融合，经过多年发展，基于专家判断的风景评估已转向多资源、多尺度、多区域的综合系统[2]。但专家学派却常因其精确度、可靠性不足而受到批评。

 

公众学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家学派的不足，它源自主观哲学阵营，通过心理标度测量公众的景观感知质量[2]。通常邀请公众对照片、幻灯片中的景观质量或特征进行打分并进行统计分析，经典的调查方法包括SBE法、LCJ法及SD法等[17]。近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Pastorella对森林景观中枯木的公众感知研究[35]，在枯木对森林生态系统有益的科学认知背景下，学者以一组特征各异的枯木图像对意大利和波斯尼亚2国271名公众开展审美偏好的评分调查与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森林管理类型是影响感知态度的重要因素，越精细的管理迹象，越易引起公众对枯枝的不适。

类似的还有Cottet[9]对水体生态特征与人类感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水体的营养状况是连接生态与审美的关键参数，这为二者的调和提供了可行性证明。公众范式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为景观感知的作用机理建立了诸多理论解释，但仍面临一个核心问题：观察者所感知的风景，是否指向“真实”的美学品质？Daniel认为这涉及美学意义的哲学争论[2]，必须得到专家与公众的共同认可。

 

景观感知研究需要走向专家与公众的协同，这指向了范式的融合、领域的拓展及方法的创新。20世纪末，美国风景管理系统(SMS)的建立是一次初步尝试，它相较VMS纳入了专家的感知成分调查，从官方角度宣示了专家与公众范式融合的可能。Gobster等试图以生态美学回应Daniel的美学意义问题[5]，经过激烈的争论达成了一些共识：在伦理层面，景观审美质量不宜优先于生态价值；在实践层面，设计干预和知识干预是协调生态-审美冲突的2种基本方法[2，21]。这揭示了专家与公众协同的理想路径：在构建具备共识的价值体系基础上，通过管理和营造景观使人们从中真实地体验到这些价值，景观感知影响机理则是沟通二者的桥梁。

 

基于这一路径，发展了极其多元的专家公众协同研究方法。如景感生态学[36-37]、建模美学评估[38]、亲环境行为与生态教育研究[39-40]、保护意愿与偏好调查[41]等，均对生态与审美的调和极具价值。其中，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研究近年来尤其活跃，特别是文化功能或社会价值维度[32，42-44]。如Samantha[43]在关于湿地恢复意愿的研究中指出，人们如能感知到生态系服务对自身福祉带来的价值，对湿地恢复的态度将转向支持，这能有效促进项目的可持续管理。

类似的还有Eckart基于社交媒体对湿地公园生态服务的感知研究，通过对广州20座湿地公园的评价数据的编码与语义分析，发现公园的游憩、审美与栖息地服务被感知的频率最高，游憩与审美紧密关联。观花植物和彩叶乔木是促进公众审美感知的重要因素，而鸟类是促进栖息地感知的关键[44]。

 

专家与公众协同的景观感知研究较之以往具备两方面突破。

其一是感知范畴上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往狭义的生态与审美理解，这促成了更多领域专家的融合，同时为生态-审美冲突带来的保用协同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其二是在研究工具上突破了照片与问卷的限制，社交媒体的大数据采集、游客实时摄影记录、虚拟现实模拟与脑电技术等对景观感知调查的实时性与精准性推动巨大。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已经走向了专家与公众的协同，百花齐放的研究孕育着新的范式诞生，也为生态与审美的共赢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