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万牲园游憩与博物系统的本土化建构
3.1作为游憩之所的服务系统与经营观
端方在西访归来的奏陈中论述各国公园“径路萦回，车马辐辏，都人士女，晨夜往游”[20]，强调了公园作为公众游览之所，具有通达萦回且人车分行的路网系统。因此建设万牲园之时，园内部分道路采用了人车分行系统(图7)，使得园内“途平坦，人行与车行分二道，极不相杂”[32]。由于山水骨架与农事试验等限制，并未完全实现西方公园中的环形路网。但是相较皇家园林时期服务少数群体的内向型游览特征，万牲园开放之后设有专门的游骋公司提供车轿与游船服务，满足大众的通行与游赏需求。
作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场所，北京万牲园建成之时也利用园内建筑提供多种餐饮服务(图7)。既有适应当时民间喜好的茶馆，如观稼轩、万字楼等处；也有售卖咖啡的西洋茶馆，提供崭新休闲体验。餐饮类亦是中西兼有，来远楼一楼的燕春园番菜馆，是第一家中国人经营的西餐馆，楼内桌椅陈设均为西洋式；而位于照相馆旁的燕宾园则为中式餐馆，二者共同满足不同游客需求。此外在园内还提供拍照留念服务，陈有一本《农事试验场全图》，册内载有二十四景⑤供游人根据个人爱好进行选择拍照。
万牲园通过园内外通达路网、车轿游船、餐饮场所等构成相对完善的游憩服务系统，将以往自发性的聚集消遣行为引导向一种在固定场所进行消费的休闲模式，引领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通过这些消费性场所的经营，结合门票收入与农产品销售，使得试验场大体可以维持收支平衡[3]97。虽然，旧时大众日常游览的风景名胜之处或庙会中亦有产品售卖等，但是由于场所本身未经过有意“规划”与引导，因而具有不确定性；而万牲园通过对西方原型学习之后的本土化建构，为民国时期北京公园经营性建设提供了范本。
3.2作为“民智开通”之所的博物系统与教育观
清末农事试验场(万牲园)为“研究农业中一切新旧理法”的场所，又是兼顾“考察试验之成绩，发起农事之观念……借以开通智识，及供学理之参考”的游览园[5]。因此建设时于园内设立多处实验室与博物场所(图7)，成为近代公园多功能复合利用模式与农事试验场的建设典范。如在荟芳轩等处将从国内外搜集的农品籽种、农业用具以及农业书籍等进行集中展示；植物园内温室汇集中外植物千余种，按照植物自然系统进行分类，供四时观赏试验；而在室外栽植谷麦蔬菜、花草果木等区域，“每区都有标牌，写明第一区、第二区都是什么，游览的人一望而知……木标排立、纵横成行”[33]。并且规定学堂参观博览园不收门票费用，将星期日定为接待学堂之期，如万字楼在此日不对外开放，专门接待学生，尤见其所承担的教育功能。
万牲园中的博物与教育功能一方面是对日本农事试验场原型的学习，另一方面也与清末国人对于公园是重要教育场所的认知契合。在《记改良北京市(三)》中，对于公园区别于花园或名胜的社会教育价值进行论述，“公园和花园不同，花园小，公园大，花园不过动植物，公园兼有教育品，如浅草公园，上野公园”[34]。而国人考察日本之时，在上野公园中有植物园、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代表现代城市的文化设施。
这些设施在当时国内尚属稀有之物，但是考察者意识到可以通过公园与文化设施的共同建设，促进民众良好习惯的养成，以此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因此在万牲园营造之时以“文明设施”需求为主导，审慎考量现有场地的建设适宜性与风景性，故而虽未有公园之名，但实际上从其相对完善的游憩与博物系统来考察，万牲园是对当时建设北京公园呼声的回应，承担了“以游乐之处，养成社会精神”的功能[35]。
这些设施在当时国内尚属稀有之物，但是考察者意识到可以通过公园与文化设施的共同建设，促进民众良好习惯的养成，以此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因此在万牲园营造之时以“文明设施”需求为主导，审慎考量现有场地的建设适宜性与风景性，故而虽未有公园之名，但实际上从其相对完善的游憩与博物系统来考察，万牲园是对当时建设北京公园呼声的回应，承担了“以游乐之处，养成社会精神”的功能[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