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波士顿公园体系的形态演变历程及其动因分析

摘要

本文旨在突破中文语境中将奥姆斯特德视为波士顿公园体系营造支配性角色的传统论述。通过考察波士顿公园体系的概念缘起，并结合城市形态学的空间演变视角，整合研究19世纪波士顿的历史地图，展现了公园体系在百年间的空间形态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从文化政治、地理地质及卫生改革三方面对这些演变进行了历史阐释。研究强调空间是社会行动者竞争意义的角逐之地，规划设计师仅是空间生产脉络中的某个节点，旨在推动对空间营造与其时社会语境之间相互关联的理解。

关键词

波士顿公园体系；形态演变；历史动因；奥姆斯特德；支配性角色；城市形态学；文化政治；卫生改革

20世纪80年代逐渐浮现的城市史（Urban History）研究将传统的空间营造领域史学研究推向了多学科整合[1]92-122[2]vi-viii。在这样的脉络下，建筑史家科斯托夫（S. Kostof）[3]、风景园林史家柯南（M. Conan）[4]1-16都曾指出历史写作跨学科的重要性。因此建筑史、风景园林史等以空间及其营造过程为对象的历史写作，在论述范式转型之下如何看待空间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是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研究选取的波士顿公园体系在公园体系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它成型于美国社会急剧变化的19世纪，而这也是美国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关键时期⑤，其时的社会变迁与波士顿公园体系的形态演变之间的关联是本文着力研究的对象。国内对波士顿公园体系的研究并不在少数，其中相对早期的研究对波士顿公园体系进行了细致的空间描述[6-7]；近期的研究则立足于公园体系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而展开[8-10]。这些研究都有其重要性，但都甚少涉及其时的社会变迁，也缺乏对空间脉络的清晰交代。比如，波士顿公园体系何以成为体系而非大尺度城市公园？它如何在19世纪的社会脉络中逐渐成形？奥姆斯特德在这个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城市空间的历史写作而言，艺术史家所建立的静态写作方法不宜继续被采用，而需要强调空间与历史进程的动态关系[11]26-29。这就为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空间形态演变视角的切入提供了契机，因为正是对“进程”（Process）的强调，才使得城市形态学研究常常具备史学特征，而这也可以理解成对空间营造领域里静态历史写作的反思[12-13]。即便如此，也还需要认识到，城市形态学源自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知识传统。虽然在它的观照下，城市空间成为流动而非固定的研究对象，但它仍将空间当作一种外在于社会与文化的“物”，这使得它在分析上强调实际建成的物理空间而忽视空间建构的社会与文化脉络[14]。

从空间自身去理解社会与文化并非历史研究的妥当方式，而应该从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中理解空间[3][15]302-305。因此，运用城市形态学的基本方法研究波士顿公园体系，需要辅以侧重社会与文化脉络的分析性视角，只有这样，历史写作的意义建构才能更为丰满。

1 波士顿公园体系的概念缘起

19世纪后期，奥姆斯特德确实为波士顿公园体系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许多学术论述，尤其是中文语境的论述，都将奥姆斯特德作为波士顿公园体系的支配性角色。事实上，奥姆斯特德1878年着手波士顿公园体系的工作之前，至少有如图1所示的诸个早期方案已被提议。

这说明，波士顿公园体系的规划建设在奥姆斯特德着手之前就进行过广泛的前期探索。图1的诸方案中，最接近后来实施方案的是1876年波士顿公园委员会（Boston Park Commission）的方案。虽然该方案在公布之前其委员会成员达尔顿（C. H. Dalton）曾咨询过奥姆斯特德，但即便奥姆斯特德本人都未将这个概念的提出视作自己的功劳②。

为何很多论述仍然将奥姆斯特德视作波士顿公园体系的缔造者呢？这需要从史学论述的构造进行分析。空间营造领域的历史写作，尤其是18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筑史，是与艺术史共享知识基础，并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引领下进行写作的。这种史学论述的构造方式，使得空间营造的规划设计师等同于画家、雕塑家，空间营造由此成为规划设计师的个人创作。空间营造领域的历史写作以规划设计师为支配性角色，是空间营造领域史学论述需要警惕的方法论预设，这种预设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新和新韦伯主义的批判已经逐渐失去其正当性[16]15-35；182-187。

当然，这绝不是说空间营造领域的历史写作应该忽略规划设计师，而是认为规划设计师在空间生产的脉络中，只应作为某个节点而获得其重要性。这是由空间之作为空间的特性所决定的——空间是不同利益导向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之间竞争意义的角逐之地。这也是社科领域的空间研究带来的启示，事实上，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确实与福柯（M. Foucault）、列斐伏尔（H. Lefebvre）等社科领域的空间研究关系密切[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