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平原城市八景研究：以黄鹤楼为例解析集体、公共与国家智慧的融合
摘要
生态智慧总体而言是人的智慧，是人类在营造与自然友好共生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智慧与实践模式。本文分析了城市八景文化在江汉平原的实践，认为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历时性公共智慧的积淀，并富含国家治理智慧的丰富内涵。
八景的遴选与方志编纂是知府、知县主导，集官民杰出人士的集体智慧优选的结果；其八景诗的唱和创作形式，极大丰富了文化内涵并增强了参与性。以武昌“鹤楼晚照”为代表的古老八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考验和人文积淀，是历时性公共智慧的凝聚。同时，八景文化自南宋兴起，在明清强势皇帝（如宁宗、嘉靖、万历、康熙、乾隆）的推崇下，成为国家方志体系的必备内容，承载了弘政、凝聚民心、教化等国家治理思想。八景通过公共环境营造、文学艺术熏陶和教化场所宣扬三位一体的综合效应，成为培养的重要阵地，体现了深厚的国家智慧。
关键词
城市八景；集体智慧；国家智慧；生态智慧；江汉平原；地方志；教化
生态智慧总体而言是人的智慧，是人类在营造与自然友好共生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智慧与实践模式，就江汉平原的城市志书而言，反映在城市八景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长期的公共智慧积淀，并富含国家治理智慧等的丰富内涵。
2.1 八景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江汉平原城市八景的遴选是以知府、知县为主导，集官民杰出人士的集体智慧进行优选或编纂的结果。受命于朝廷或上级的地方官员，组织以在地生员为主导、百人左右的庞大队伍来完成方志的编纂及地方八景的遴选。
如光绪版《蕲水县志》的编修团队便达163人，故而方志及其内所载八景均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方志在修编时一般会发征檄文告，其目的便是“广搜诸籍，采访群贤，征文考献”[28]。而“重修公安县志采访启”更是明确征召“风景游仙洩彼天机”，鼓励采辑人员“勿以穷乡僻壤惮于搜寻，莫因祚薄门衰听其磨灭”，从而使新志具“有美必收”的代表性[29]。
城市八景的集体智慧还反映在其八景诗的唱和创作之形式多样而又寓教于乐之中。像明嘉靖《蕲州志》里竟收录有出自知州、工部主事、右长史、隐士等不同身份之人的7套八景诗；而同治版《蒲圻县志》甚至将唱和出处直书于八景诗句之末，如“丰财夕照”一景便借唐代大诗人杜甫《返照》中一句“楚王宫北正黄昏”起头，其后分别从7位历代名人诗句中，摘取一句入情入境且押韵的入诗[30]。
如此严肃游戏般的和对组缀创作方式，启发并调动了在地文人八景诗创作的思想智慧与热情，同治版《汉阳县志》便记载了该县月湖、沌阳、奓山、潇湘湖等地八景诗创作在民间动辄“吟咏和者数人或数十人”[31]；这不仅丰富和充实了八景文化内涵，增强了八景文化的参与性、传播力和渗透力，还使县志八景诗的遴选有了更大空间，故而最后在方志中收录的八景诗便是上述集体智慧的结晶。
2.2 八景是历时性公共智慧的积淀
江汉平原人文荟萃，其城市八景源远流长，很多八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考验，是历时性公共智慧的凝聚。当今武昌（古称江夏）八景之一的“鹤楼晚照”便是此智慧的鲜明写照。
该景距今已存续近1800年，其核心便是居蛇山之首而又扼控长江的黄鹤楼[32]。该楼宽广的视阈与天人合一的造型点位，使其在漫长时期不断斩获历代文人骚客的赞叹和笔墨，由此又带来新的人文积淀；同治版《江夏县志》便记载了其26次屡建屡毁的经历，以及不断精进的过程[33]。历时性公共智慧的叠加成就了“鹤楼晚照”在当今武汉标志性的首景地位。
笔者据清方志统计甄别，江汉平原可追溯至宋代甚至更为久远的城市八景占比达53\%。丰富的人文积淀给原本山水同质化的江汉平原带来生生不息的资源，大冶志官便睿智地认识到“邑介江湖之间……比按郡邑、邻邑皆有景致，而（大）冶独缺不足”[34]，因此需高度借助“以人而胜”的城市八景作为弘扬其人居环境特色的利器。
2.3 八景是国家智慧的体现
城市八景自宋代在我国兴起就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反映在八景因国君推崇而成为国家方志体系甚至国家制度设计的内容，其中蕴含着弘政、凝聚民心、教化等国家治理的思想智慧。
我国地方志的续修是国家性行为，其中的八景也因某些强势皇帝的加持而成为各地风景营造的“潮流”入志。早在南宋时期，宁宗（1195--1224）皇帝赵扩曾为“潇湘八景图”御笔题组诗，此举被认为是“八景”滥觞的标志[35]。明嘉靖皇帝对地处江汉平原的故乡钟祥恩隆有加，其亲政时对郢中名胜大加修葺，形成“古迹景之，有景皆胜”的繁荣景象[36]。将城市八景视为方志必备征修内涵的首位皇帝便是嘉靖之孙万历，其曾下诏令全国各地呈报“八景”，并融入地方志的修纂之中[37]。至清代，又出现了2位推崇八景文化的皇帝——康熙和乾隆。康乾两帝南巡杭州时分别就“西湖十景”品题与赋诗。
1751年，乾隆帝在北京亲自主持了“燕京八景”的景目更订[38]；28年后，他还特为江夏“鹤楼晚照”亲笔书下“江汉仙踪”的题额[33]。八景文化在上述4位长期执政而又强势的明清皇帝推崇下，推动城市八景作为必备体例而全面进入明清地方志，也使城市八景的发掘与营造成为府州县各级衙门彰显地舆特色、弘国秉志，甚至是宣扬政绩的重要手段。
城市八景还有一突出功效便是对民众的“教化”目的。城市八景本身就是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风景，其诗图文还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美育功效；另外，不少城市八景之得景地本身更是教育或宗教等类的“教化”场所。在江汉平原的32组城市八景中，以学宫、书院、义学为载体而入八景的城市比例超过1/3，以仙释寺观、祠祀场所入八景的城市比例更高达80\%；32组八景总272个景目中上述教化场所不少于84处，占总景目的31\%。
城市八景通过公共环境营造、文学艺术熏陶与思政场所宣扬三位一体的综合效应为“化育”服务，故而成为国家精神与意识培养的重要教化阵地，其中蕴含的国家智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