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画派园林绘画中城墙的风景内涵

吴门画派园林绘画中城墙的风景内涵：以《东庄图》和《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为例

 

摘要：以《东庄图》和《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的城墙景观为研究对象，采用图像和园林历史情境互证的方法，通过由图到园和由园及城的系统分析，解译了这2套园林绘画中城墙形象出现的画理依据、造园因素和城市风景文化情结，认为城墙形象在沈周和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的园林题材绘画作品中具有指示园林地望的作用，同时城墙也是当时城内和城外园林的重要借景对象；随着城市的功能转移，城墙周围的城市边缘区域对于园林的布局起到空间的牵引作用，究其原因与被内外城河环绕区域丰富的园艺空地和良好的水运交通分不开，最终形成了半村半城的园林和城市的空间耦合关系。旨在为苏州古城历史上形成的园林和城市风貌关系的传承和保护有所助益。

 

园诗、园记和园画是重要的造园史料，对于探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园林权属、坐落位置、风貌格局、景观特征及与周围环境关系等具有现实性的研究价值。相较于园诗和园记的文本描述，园林绘画图像更是直观地呈现园林的景观意象。

明代的吴门画派在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表现书斋、庭院和庄园等园林题材的绘画作品十分丰富，甚至在一般的山水画中，也带有浓厚的园林化倾向[1]。沈周和文徵明作为吴门画派的代表，两人不仅有画学上的直接师承关系，更是把吴门山水绘画园林化的表现形式推向了峰。《东庄图》和《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作为二人在园林题材绘画上的代表作，分别用册页的形式描绘了16世纪苏州的2座私家园林。

 

对于这2本园林图册，国内外学者从造园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的不同角度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美)高居翰和黄晓等对2套图册所描绘的园林景观及图像的源流做出了系统的分析[2]156-182[3]；郭明友从园林景境营造上对东庄园林景境的真实性、生态性及其深层情感进行了研究[4]；温子申、冯仕达以图、诗结合的方式阐释了《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所呈现的多感官园林体验[5]；韦秀玉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拙政园三十一景图》的艺术构成和精神内涵的关系作出了诠释[6]；于洋、吴雪彬等从艺术史维度对园林绘画研究方法、审美蕴含等展开了讨论[7-8]。因此，这2套图册多视角的分析体系已经形成，为本研究提供了指导。

 

通过对2套园林图册和同时期相关园林绘画作品所描绘的内容对比分析发现，这类园林题材绘画中除了经常描绘的园林内部的斋、馆、堂、舍、溪、桥、植物、农地及园外的远山之外，城墙形象在很多同类园林绘画中也有出现，除《东庄图》中的“东城”页及《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的“若墅堂”页外，沈士充的《郊园十二景图》、张宏的《止园图》、孙克弘的《长林石矶图》等均出现了城墙的形象表达，而且这一景象均出现在画册和画卷的首册或卷首，本研究试图以图像和造园的历史性回归相结合的方法，把城墙的图像回归到历史的当时情境中①，以《东庄图》和《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为例探寻这2套园林图册城墙风景背后的深层内涵。

 

1图册的产生与城墙的风景描绘

 

1.1《东庄图》及《拙政园三十一景图》

 

东庄是明礼部侍郎吴宽(1435—1504)之父吴融(1399—1475)建造的庄园，位于明代苏州东城，今苏州大学本部内。对于东庄的历史文献材料很多，除了园主人吴融家族成员如吴宽的诗文记录外，吴家交际圈的众多朋友也有诗文记录，其中李东阳在1475年所作的《东庄记》可谓十分重要；是年吴宽的父亲吴融病重，吴宽从京师返家，临行前李东阳作《东庄记》以赠吴宽，在这篇记中对于东庄各景的描写和方位做了翔实的记录。相较李东阳的园记，沈周所作的《东庄图》更是为后人所关注。

这套册页原有24幅，后遗失3幅，每册对页有明代书法家李应桢所作的篆书题名，该册页描绘了从东城到知乐亭24处主要的东庄景观，图册的每一景刚好和李东阳所作的《东庄记》对照。虽然还不可知沈周所作的图册是否依据李东阳的园记而创作，但是和官居京师的李东阳相比，沈周作为吴家的世交，往来于东庄更是容易得多，成化十年(1474年)沈周游览东庄，拜访吴融，作《东庄为吴匏庵尊翁赋》，后来又为吴宽绘《东庄杂咏图》《东庄十二景图》《东庄二十四景图》，从这个角度看沈周的东庄图册更可能是其亲身经历的实景创作。

 

和《东庄图》类似，《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也是以委托的形式请著名画家为园林所作的实景图像志。拙政园的主人王献臣(1474—约1543)于1493年进士及第，后调任巡察御史，1510年其父丧丁忧，就在丁忧期间王献臣选择了辞官还乡的退隐生活。正是由于守丧和归隐这2个目的共同促成了拙政园的诞生[2]170。

据刘敦桢先生考证，该园建于正德五至九年(1509—1513年)[9]16。建园伊始根据园主人效仿古人“筑室种树，灌园鬻菜”的考虑，园中种植有多种满足自给自足的经济作物。王要长文至少10岁，《明史·王献臣传》中记载文徵明曾为王献臣的父亲王晋撰写过墓志铭，同时在王献臣被贬为福建上杭县的县丞后，赴任途中路过家乡苏州时，当地的文人赠诗以安慰他，这些诗集结出版后，诗的序言即文徵明所写，由此可见文徵明和王献臣密切的交情[10]。对于好友归乡后所营建的拙政园更是诗、园记和绘画都有记录。

嘉靖六年(1527年)春，文徵明从京师辞官返乡，筑室玉磬山房，专修文事，由于在诗词、绘画、书法上的造诣，被苏州的文化精英圈所推崇。嘉靖十二年(1533年)绘《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嘉靖三十年(1551年)又绘《拙政园十二景图》[2]170，此外，还有历史上已失传的文徵明描绘拙政园的其他作品，见证了文徵明和王献臣的深厚交情。以现存的文徵明所绘的拙政园作品来看，嘉靖十二年绘《拙政园三十一景图》无疑是对于拙政园描绘的代表作，每一幅的对页均有文徵明所作的景点诗咏，同年文徵明又为拙政园按地志作《王氏拙政园记》，诗、画和园记三位一体地勾勒出了拙政园的立体形象。

 

1.2图册中的城墙风景

 

根据图册的顺序，东庄图和拙政园图均在图册的第1幅中出现了城墙的形象。在沈周的《东庄图》中第1景交代东庄所坐落的位置在苏州的城东，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东城的城墙、城楼、内城河及河对岸的居住区，东庄记中写道：“苏之地多水，葑门之内吴翁之东庄在焉。菱濠汇其东，西溪带其西，两港旁达，皆可舟而至也。[11]”据此判断葑门城墙下河道对岸树木掩映下的房舍区域很有可能就是东庄的全貌。



在这幅东城图中，画家用中间的河道水面把画面分成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城墙，下半部分是河边的芦苇荡、农田及居住区，画面的上下部分由画面右侧的拱桥相连(图1)。



通过对图中东庄和城墙的空间关系分析，农田和内城河道既作为庄和城墙的空间分隔，同时也是二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构成了“庄-田-河-城墙”的空间格局(图2)。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墙部分，曲线形的齿状城堞下面的城墙墙体并不是完全采用砖石砌筑，而是以土墙和砖石墙相间的方式构成，且土墙的面积占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城墙上已长满了杂草和树木，可能是缺少维护的表现。在城墙的右侧葑门的水城门露出了一小角，横跨内城河道拱桥下的船只预示着沿着河道通过葑门水门可以到达城外。沈周在这套庄园图册开篇的景观描绘，既交代了东庄的位置，又把东庄周围的景观环境做了充分的再现，特别是把城墙、内城河和园林的结构关系表现得十分明确，以至于其他的东庄景观都可以和这一景产生空间环境气氛的联系。

 

同样描绘苏州城内园林，文徵明在《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从沧浪池南岸开始，顺着池岸的大体走向描绘了31处主要的园林景观，记录了园林主人退居后自在、闲适的生活场景。图册的第1幅若墅堂也出现了城墙(图3)，在这幅作品中，画面主体的若墅堂被置于画面中间偏右上的位置，文徵明在《王氏拙政园记》中写道：“为重屋其阳，曰梦影楼；为堂其阴，曰若墅堂。”可知若墅堂的大体方位是坐北朝南布置，南面隔水就是梦影楼，这样南北形成对景空间，同时也构成了该园的主轴线。堂屋为“一”字形，3开间，中间1间面阔稍大，两侧次间较窄，形成对称的两厢，堂前为1间垂直于堂屋的配室，一士人和一仆从悠闲的在堂前庭院中散步，整个若墅堂被竹篱包围，四周林木掩映。

在画面的右上部分被一面倾斜的从画面外横穿进来的城墙所打破，根据若墅堂的布局，城墙位于堂的后部，园林和城墙呈现了若墅堂为中心的“堂外-堂-画面虚空间-城墙”空间结构(图4)，和东庄图册的东城页相比，该页采用空间虚化的手法模糊了园林和城墙的空间联系，但却清晰地交代出了从若墅堂可以眺望到城墙。

 

对比文徵明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绘制的《拙政园十二景图》中的若墅堂一景发现(图5)，画中堂被四面包围的水面所环绕，左边从小飞虹跨过可到达厅堂区域，堂的形态也和三十一景中有所区别，城墙未出现在画面中。从嘉靖十二年到三十年这18年之间，原主人王献臣已经去世，园林易主，不可否认，在新主人的营建下园林可能会进行新的修整而有所变化，这根据对其他几幅相似景点的对比中也能有所反映。从2幅画作的视点分析，三十一景中的视点应该是从堂前的繁香坞用仰视的视角来描写若墅堂，而根据拙政园的坐落位置“所居在郡城东北，界娄、齐门之间”，靠近城门，因此，堂后面的城墙能够出现在画家的视线范围之内。文徵明对于城墙的描绘不仅是画面构图的需要，也是依据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

对比十二景中的若墅堂，虽然把堂安排在画面的正中央，但是视点的选择和三十一景有所相似，也是在堂前的繁香坞，只不过是该图采用了一点透视略加俯瞰的视角来描绘若墅堂，视线的灭点在沧浪池岸边的树林中，因此城墙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也是客观的反映。通过分别对《东庄图》和《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东城”和“若墅堂”城墙形象的考察，不免产生出关于园林图册中城墙及园林关系的疑惑，城墙形象的出现或许也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