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适应性规划法在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管理计划编制中的应用
摘要：【目的】自2019年中央提出《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经进入了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阶段。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应用适应性管理思维开展动态管理，是当下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方法/过程】自然保护适应性规划法（conservationactionplanning,CAP）作为适用于自然保护领域的适应性管理工具，为应对自然保护地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何王庙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与集成长江故道江豚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计划（2020—2022）》的编制为例，梳理CAP方法应用于保护区管理计划编制的过程和成果。
【结果/结论】验证了CAP方法应用于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计划编制中的可行性，并为保护区的适应性管理打下基础。
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纳为整体的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具有复杂的时空结构，这就使得管理者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威胁以及预测管理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时都充满了不确定性[1]。对于这种复杂系统和不确定性，需要一个能够容错、改进和创新的管理体系，以生态系统管理的思维进行动态、适应、学习的管理，从而兼顾生态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当地协调发展。
中国先后建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12个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形成了多层级和多类型的规划系列、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2]，在促进保护对象有效保护、指导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衔接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中国目前自然保护地的各类规划都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社会参与性不强、实施程度差、缺少监管和评估等问题[3]。通常情况下，总体规划针对性较差，缺少对于威胁和问题的具体分析和描述；而管理计划在现状评价中对保护对象的描述较为宽泛，系与威胁和问题的分析、目标和对策的提出之间往往是前后脱节的，有模板化和脸谱化的风险[4]。
自2019年中央提出《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经进入了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阶段，迫切需要采用系统性方法，制定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管理计划和年度计划，应用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思维开展动态管理，切实提升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和保护成效[5]。
中国先后建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12个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形成了多层级和多类型的规划系列、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2]，在促进保护对象有效保护、指导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衔接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中国目前自然保护地的各类规划都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社会参与性不强、实施程度差、缺少监管和评估等问题[3]。通常情况下，总体规划针对性较差，缺少对于威胁和问题的具体分析和描述；而管理计划在现状评价中对保护对象的描述较为宽泛，系与威胁和问题的分析、目标和对策的提出之间往往是前后脱节的，有模板化和脸谱化的风险[4]。
自2019年中央提出《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经进入了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阶段，迫切需要采用系统性方法，制定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管理计划和年度计划，应用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思维开展动态管理，切实提升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和保护成效[5]。
自然保护适应性规划法（conservationactionplanning,CAP）是一套被全球自然保护工作广泛采纳的适应性管理框架，由大自然保护协会（TheNatureConservancy,TNC）根据合作伙伴和自身的大量保护项目经验开发而成，并经过了众多一线保护工作者的实践检验，是专门适用于自然生态保护领域的适应性管理工具。虽名为“规划”，但CAP实际上是项目管理原理在自然保护领域的运用，涵盖了保护项目生命周期管理的全过程，主要包括4个阶段10个步骤：
1）确定项目人员；
2）确定项目范围、愿景和重点保护对象；
3）评估重点保护对象的生存力；
4）确定关键威胁因子；
5）完成现状分析；
6）制定行动计划；
7）制定监测评估计划；
8）制定实施计划；
9）实施保护行动和监测；
10）分析、总结、调整、交流等[6]（图1）。
长江江豚（Neophocaenaasiaeorientalis）作为长江淡水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示物种，由于长江航运、涉水工程、水质污染、过度及非法捕捞等人类活动的影响[7]，其种群数量飞速下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建立了一系列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对保护区内的长江江豚开展保护[8]。其中，2013年成立的湖北省何王庙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简称何王庙保护区）与2014年成立的湖南省集成长江故道江豚自然保护区（简称集成保护区）成立时间相对较晚，保护基础较薄弱。
2018年，为进一步协助保护区提升保护管理能力，推动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TNC与何王庙保护区、集成保护区开展合作，在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下，以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湖北省观鸟协会、博得生态中心的技术支持下，基于CAP方法共同编制了《何王庙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与集成长江故道江豚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计划（2020—2022）》（简称《管理计划》）。在保护区升级及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期间，《管理计划》为保护区3年间需要开展的保护行动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2018年，为进一步协助保护区提升保护管理能力，推动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TNC与何王庙保护区、集成保护区开展合作，在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下，以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湖北省观鸟协会、博得生态中心的技术支持下，基于CAP方法共同编制了《何王庙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与集成长江故道江豚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计划（2020—2022）》（简称《管理计划》）。在保护区升级及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期间，《管理计划》为保护区3年间需要开展的保护行动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1规划背景
何王庙保护区与集成保护区共同管理的迁地保护区是一个与长江自然连通的长江故道，全长33km，丰水期水面面积约25km2、最大深度40m，枯水期水面面积约16km2，全年平均深度19m[9]，自然资源丰富，是长江江豚理想的栖息地。保护区成立后，在多方支持下，先后从鄱阳湖迁入8头、天鹅洲迁入4头长江江豚。经过自然繁殖，2019年保护区内已有长江江豚20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