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长城军事建筑：微观选址、构筑方式与绿洲资源利用

3.1选址：阔地临水、极目远眺

哈密地区的长城军事建筑在微观选址上，充分利用了洪积扇绿洲资源。不论是点状、面状还是带状绿洲，其建筑所处微地形的共通处为：

1）地势辽阔，或高山倨傲或旷野自立，以便于极目远眺；

2）临近水源以便于生产。在实地勘察的过程中观察到，这些军事建筑周边均具备绿洲要素，从文献中也可找到相关的历史记录。山体防御线的烽火台修筑于相对高度为30~50m的独立浅丘之上，如今山下皆于紧邻溪流、泉水或季节性河谷区域种植大量芦苇或胡杨。吐鲁番出土文书记录了该线烽火台周边的点状泉水的位置、屯田收效以及屯垦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30]。反映了该地在唐朝已经具备水、热、光等基本的绿洲环境要素。水体防御线上大量的烽火台、驿站都修筑于低矮的旷野，周边现有农田、牧场或耕地，此线建筑所在区域即巴里坤湖流域自汉以来便是名为“蒲类海”的古绿洲，优良环境延续至今。

清朝管理西域时期，在此地投入了大量人力建设，以奎苏、花庄子、尖山子、大河为主要屯区[35]，广筑烽火台、驿站，防御成线。平原防御线的建筑修筑于哈密盆地的河谷平坦之处，《清史稿》记载：“哈密河出厅西苏巴什湖，南流潴为小南湖，又南流，东为硕洛浣，西为阿里浇，折西南，潴为大泉海子，为沙漠所渗。”[36]可知最晚至清代，哈密厅（今哈密市）的4个方向均有地下水补给的地表径流，可调节河流形成绿洲，以支撑建筑功能运作。

3.2构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哈密地区的长城军事建筑在修筑过程中充分利用洪积物和原生植被，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不同类型绿洲地表覆盖物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材料的地域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山体防御线的建筑位于流水刚出山后的洪积平原之上，大块洪积物堆积于地表，故可选用的材料以块石为主、辅助沙土；水体防御线、平原防御线位于下游平坦之处，地貌逐渐变为细粒砂堆积平原，故可选用的材料多为黄土。

此外，芨芨草、红柳枝等干旱地区最常见的植物，作为拉结材料被广泛运用于建筑主体及其附属建筑的建造上，以提高整体强度。具体做法是：用粗壮的木桩搭建立体骨架，并间隔一定距离夹筑水平的红柳枝、草席、木桩层，在各个方向提升建筑的整体稳定性。此外，土筑建筑中还采用地表随处可见的黑色碎石作为骨料掺入以提升强度（图7）。

材料特性决定了修筑方式，故该区建筑建造也有地域性特点，在三大地理单元和防御体系中有块石垒砌、黄土夯筑、土坯砌筑3类修筑方式（图8）。山体防御线的建筑以块石垒砌为主，有块石叠砌或块石包砌两种做法。前者内外皆由块石砌筑，中间嵌填沙土作为黏结材料；后者内部为土筑，块石仅包砌于台体表面或基部，目的是使得烽火台的土体在降水量较多、风力较大的地区，能够更好地保存下来。

水体防御线的建筑以黄土夯筑为主，建造时分层、分段夯筑，夯层厚度约1cm。平原防御线则有黄土夯筑、土坯砌筑两类建筑，其土坯砌筑方式具有时代特征。以烽火台为例，唐朝皆采用顺砖或丁砖平铺的方式，部分错缝严谨，部分则随意、通缝明显。清朝则大量采用横铺与立铺、斜铺相结合的方式，一般一或两层横铺后再接一层立铺或斜铺，砌筑工整、错缝明显，与唐朝差异较大。

4结论

哈密地区凭借其绿洲资源的环境特殊性和军事隘口的地理特殊性，成为西域经营史上的重要篇章。本研究将长城遗产置于其特殊环境中去思考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对哈密地区的长城军事遗产与绿洲环境的关联性展开探讨：首先，绿洲资源是干旱地区维持军事建筑运行的物质基础，对哈密地区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构成和军事建筑建造起到调节作用；其次，绿洲的形态、空间分布特点及其地理差异性，影响了宏观的长城防御模式和微观的长城单体建造；最后，形成了3种绿洲调节下的军事防御类型，即点状绿洲—山体防御线、面状绿洲—水体防御线、带状绿洲—平原防御线。

本研究为自然景观与长城遗产关联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对探究西北边疆地区长城遗产的选址和建造智慧有一定学术价值；有助于探究丝绸之路走向与长城分布的空间关系、建构多民族地区长城遗产体系、完善中国历代统治经营西域的历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