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与浙派园林刍议
◎周国宁
摘要：理学浙派简称“浙学”，是南宋理学三派之一，与朱熹理学、象山心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形成了明理恭行、经世致用、切于民用、农商并重、博采诸家、开拓创新的哲学思想。作为浙派园林的哲学理论基础，“浙学”思想在浙派园林实践中对浙派书院园林和宗祠园林两种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经世致用、融通古今、兼容并蓄、注重独创”的浙派园林特色。
1.历史是中国哲学的信仰所在
阳明先生说“六经皆史”。婺学东莱先生将文史合一、文史经世的理念推向极致，被尊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在他看来仅是一部古老的史书。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写道：“东莱（吕祖谦）之文献，艮斋（薛季宣反对空谈义理，注重研究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世务，开创永嘉事功学派先志），止斋（陈傅良）之经制……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吕祖谦将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曾经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大哉，史官之功也。”
2.浙学的历史渊源与主要理论思想
2.1哲学有浙派吗？
有，这个定论首次由朱熹提出。朱熹在《香溪范子小传》中言：“初不知（范浚）从何学，其学甚正。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无少外慕。屡辞征辟不就，所著文辞多本诸经而参诸子史。其考《易》《书》《春秋》，皆有传注，以发前儒之所未发……”
“浙学”从“婺学”始创，到“永嘉学派”至“浙东学派”的发展，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2“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也”
兰溪范浚的心性之学，提倡经史并重，力主道德心性、制度事功之融合。这种治学理念直接影响了后起的婺州学人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以及永嘉的薛季宣、叶适，并间接波及象山心学以及明代的阳明心学、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不仅理学家朱熹、真德秀推崇，心学家王阳明对范浚的《心箴》也赞赏有加，《传习录》中就用《心箴》的“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语来论说“心之主宰”。
金华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与范浚的心性之学相融合，为婺州的“性命之学”开创了新思路。
永康陈亮的“王霸功利之论”，结合了范浚道德、事功并重的儒学思想，开创了婺州的“事功之学”
金华唐仲友的“经制致治”之学，与范浚以史为鉴、匡济时艰的《进策》思想相结合，成就了婺州的“经制之学”。
2.3婺学创立于南宋
明宋濂总裁《元史》，立《儒学传》，评“吕氏之学得中原文献之传，主下学上达，粹然纯正，与湖湘学、闽学均是圣学正传，缺一不可。”如果说朱熹、张栻是“道统”之正传，那么吕祖谦也当在其中。
吕祖谦学术的最大特点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宋濂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处理儒、释、道关系上，他主张会通的原则：三教并用，应以儒家为主导。
文以载道，史以经世，已成为唐宋以后学者的共识。吕祖谦编撰《宋文鉴》，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汇编，而且是“北宋一代之良史”，体现了吕祖谦借文存史、以文经世的理念，并将文史合一、文史经世的理念推向极致。
《元史》中婺学包含三家：吕祖谦的金华学、陈亮的永康学和唐仲友的经制之学。
宋濂在为吕学争正统的同时，还宣传其他两家之学。
（1）陈亮的永康学派：宋濂肯定了陈亮为人豪气刚烈，上战场可以建功立业；其学说“明白简大，坦然易行”，但他不强调以德安天下的道理，认为学问不够纯正。
（2）唐仲友经制之学，宋濂深感惋惜。博学多识却孤行绝世，宋濂为之补传，为他正名。
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中曾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
婺学是儒家正统理学，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理学派别。婺学首倡经世致用，对朱熹和陆九渊的争论持调和折中态度。它具有不拘门户、博采众长，广观泛接、研究实学，贯通古今、明理救世，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人文精神特征。由此可见，婺学精神根在务实，重在实学，强在创新。
2.4浙东学派（或称浙东学术）
浙东学派源起于宋代，形成于明清时期，是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因这些代表人物均出自浙江东部而得名。清代浙东学派主要人物均为浙东（今宁波、绍兴）一带人士，学派“影响后来最大者”多在史学，故也称“浙东史学”派。黄宗羲是该学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浙东学者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如黄宗羲认为历史研究必须经世致用，万斯同强调“生之谓变”，全祖望主张“旁罗博综”和“推原其故”。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继承的“六经皆史”，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再次推向高峰。
2.5“浙学”
这一派学人反对风靡一时的空谈心性的程（颐）、朱（熹）理学，而注重研究经世致用、事功之学，提倡学术接触实际，以提高思想水平和政治上办事本领。同时，批判“贵义贱利（经济）、重本轻末（商）”的思想，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加强军事训练，打有准备之仗，挽救国家危机，巩固南宋统治，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