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视角下风景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及作用机制研究
摘要：传统村落的“三生”系统是一个持续运转的开放结构，系统转型发展需要依托内外组织之间的物质与信息交换。在风景名胜区内，传统村落有着较好的活态基础，且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系统内外组织之间的物质与信息交换频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以苏州东山、西山景区的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通过“三生”耦合协调度计算模型与村落“三生”系统建构，揭示传统村落“三生”系统转型发展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的系统特征与驱动机制。
1概况
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体现了当地的空间格局与建筑营造智慧，反映出人类在农耕时期与周边自然环境融洽共生的和谐状态，具有极高的艺术与科研价值，是中国千年农耕文明的“活化石”[1]。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发展路线，将“三生”融合发展的理念提升到空前重要的高度[2]。
传统村落作为一个活态的物质文化遗产，国内该领域诸多学者长期重视其转型发展的相关研究，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在经历了2006—2011年传统村落研究成果快速增长期后，学界逐渐进入了更为精细化的研究阶段[3]，由于各个领域研究的重点不同，产生了人文、生态、空间等多元视角，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景象。近年来，地理学及分支领域的研究者较多聚焦在传统村落的演变性质及其成因、地域性识别分区等领域[4-5]；社会学研究者比较重视社会转型与村落文化演进，探讨了未来乡村的社会结构及治理等[6]；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学者集中在对村落的人居环境特征与适宜性营建保护等方面的关注[7-9]。
从上述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中国关于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的新发展时期。但从关注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多侧重于经济、空间、文化等某一特定领域，缺乏系统性的综合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描述较多，缺少具有实地数据支撑的量化分析基础[10]。传统村落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其生产、生活、生态的系统特性、驱动机制及发展转型规律等内容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风景区内生态资源相对集中，并具有一定的体量规模和旅游条件，区内传统村落有着较高的生态禀赋，且保存相对完整。其“三生”系统保持着较高的与外界物质与信息交换频率，系统内部的相互影响机制及其转型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研究价值。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三生”系统的角度，以苏州东山、西山风景区的不同级别、类型的12个传统村落为调研对象，在“三生”系统的量化评价基础上，探索转型期的传统村落“三生”系统特点与发展动力机制，讨论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作用机理与系统特征，对于优化传统村落“三生”协同发展机制及其多元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建构
在课题组已取得的传统村落评估方法成果[11]的基础上，获取风景区内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实调数据，基于“三生”视角对东山、西山风景区内不同等级、类型的传统村落进行实地调研，并进行量化评价、“三生”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展开对传统村落“三生”系统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驱动机制和演变规律剖析。
2.2基于“三生”视角的传统村落综合评价
关于“三生”视角下传统村落的量化评价，课题组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通过参考与该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评价体系资料，如村落文化传承评价[12]、乡村性评价[13]、基础设施协调发展评价[14]等，筛选出综合评价的31个关键指标，涵盖了3个大类(B层)、8个中类(C层)和31个小类(D层)，并通过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因子的权重[15](表1)。
通过模糊矩阵运算，得到综合评价体系完整的A、B、C、D层级的得分结果量表。
2.3“生产-生活-生态”耦合协调模型
受王成等关于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模型的启发，乡村三生功能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胁迫的耦合互动关系[16]。本研究搭建了“生产-生活-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如下：式中，C、D、T分别代表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综合指数。同理，可推算出“生产-生活”功能、“生活-生态”功能、“生产-生态”功能两两之间耦合协调度。最后，将0~0.2、0.2~0.5、0.5~0.8、0.8~1.0的4个耦合协调度区间分别对应为失衡流动、竞争矛盾、磨合调整、共融协调4个发展阶段。
为确保该模糊综合评价不同维度与层级结果之间的可比性，需在SPSS软件中归一化处理评价向量结果，以便拟合出传统村落“三生”系统转型发展的演化过程曲线。
2.4案例遴选
课题组选取了苏州市东山、西山景区及附近12处具有典型特征的传统村落，分别为堂里村、东村村、植里村、东蔡村、明月湾村、甪里村、蒋东村、陆巷村、杨湾村、上湾村、翁巷村和黄墅村(图1)。
2.5数据来源
2020年8月、2022年6月，课题组20余人对东山、西山景区内12处具有典型特征的传统村落进行了2次为期十余天的实地踏勘、现场访谈与问卷调查。在“三生”视角下传统村落综合评价体系中，指标D8~19来源于实地踏勘，D27、31来源于问卷调查，D1~2、5~7、20~23来源于文献查阅。其中，部分数据具有多种来源，D3~4、24、29~30的获取通过现场访谈为主、文献查阅为辅的方法，D25~28的获取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踏勘并行的方法。
3“三生”量化评价与模型分析结果
按照所构建的评价操作流程进行模糊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基于“三生”耦合协调度计算模型对结果进行计算，并通过Z-score数据的归一化处理，转化为标准差和方差都为1、平均数为0的Z-score标准化得分，以便做非线性回归分析。最终，拟合出传统村落“三生”系统转型的演化过程与“生产-生态”“生产-生活”“生活-生态”的关系曲线(图2~4)。
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三生”系统内部两两耦合的发展状态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该耦合过程此消彼长，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发展特征。
4传统村落“三生”系统转型发展的系统性分析
4.1系统构成及其动力机制
与外界的能量交换是传统村落“三生”系统转型升级的必要前提，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和协同作用是能量交换的动力之核。研究村落的系统构成及其动力机制需从“生产”“生活”“生态”与“多元主体”4个维度上构建系统模型。
生产系统主要用于度量村落经济生产环境的变化程度，它为生活、生态系统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同时生产的发展也需要村落的生活、生态系统作为支撑。生活系统主要用于度量村落公共服务设施、人居环境建设、村落活力变化的程度，是村民生活的基础性保障，也是村落活力的根本。生态系统用于度量传统村落“泛生态”变化的程度，生态文明应是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的合集[18]。
传统村落“三生”系统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来自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与协同适应，由他组织系统与自组织系统两部分构成(图5)。
他组织系统的主体是政府与规划师、企业、社会组织等的组成，政府与规划师通过政策引导带动村民，并对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进行协调与监管[19]；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为农户带去了就业机会与经济支撑；社会团体能够为农户提供更多的服务支持，以更好地整合“三生”资源。他组织系统对村落的介入，通过外部资源的渗透，将管理、技术、商贸与当地的“三生”资源相融合，促进村落转型发展，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生态效益、生产效益和生活效益。
村民是自组织系统的主体，是传统村落的主人，也是自下而上自主发展的动力之源。随着与他组织系统之间的交互愈发多元和频繁，其空间行为、利益诉求和人地关系等均在持续发生变化，不断推动传统村落“三生”系统的运行与发展。
传统村落的转型与发展离不开农户自组织系统的发展与壮大，但自组织系统中又有许多弊端，如局限于个人利益、漠视集体、没有充分发展人力资本等[20]。他组织是“三生”系统有序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如规划政策、企业资金注入和社会其他机构的服务，都构成了巨大的驱动力，可以克服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效能过低、资本匮乏和眼界狭隘等问题，从而促进了体系的有序发展。在自组织演化与他组织介入相互交替的作用下，传统村落“三生”系统会产生质的飞跃。
4.2传统村落“三生”系统转型发展的阶段特征
在“三生”系统中，随着要素的不断交换与积累，原有系统的临界值将会被打破，系统也随之发生“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跃升，表现为生产系统、生活系统、生态系统和多元主体的时空演变，其转型发展的特征从以下4个阶段进行讨论。
1)失衡流动阶段。
“他组织动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政策开放与市场效应，带来了外界资本介入及新观念的广泛传播，村内原本稳定的自组织模式开始向混沌和失衡转变。内外系统间的要素流动不断加速，为“三生”系统转型提供原始能量的积累。在该阶段中，景区内村落产业生机向好，但同时也伴随着诸如人口外流、土地使用性质转变、社会结构两极分化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在“三生”耦合协调度模型中，该阶段黄墅村与蒋东村的耦合协调度在0~0.20范围内。
(1)生产维度，风景区内的村落具备优良的旅游资源，随着市场资本的介入及政府的政策加持，村内土地使用结构将发生转变，村落原先的生活、生态本底会遭遇到新生产模式的冲击，景区内大量生活、生态土地流转为旅游服务、商业、商住混合等产业性质用地。在综合量化中，综合经济活力C1与强势产业活力D3结果相对突出。另外，由于村民的意识觉醒需要一定时间来酝酿，新理念、新模式融入较为缓慢，“生产-生态”耦合协调的进程发展缓慢，基本维持在0.2~0.4区间内，原始转型动力积累迟缓。
(2)生活维度，由于新生产带来新观念的不断扩散，整洁舒适的空间与现代居住模式冲击着传统观念，一些村民自发在村落外围建设新民房，形成了新的村落空间架构。新生活空间无序扩张，带来诸如土地利用粗犷、基础设施配建跟不上等问题，即在评价结果中，呈现出水绿面积覆盖与连续性D7、山水环境质量D8、人居环境设施完善度C7评价不高的特点，人地关系危机初显。在所调研的该类村落中，“生产-生活”耦合过程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倒退、衰落的情形，数据的预测残差范围极窄，耦合协调度不增反降。
(3)生态维度，风景区广袤的自然资源是村落赖以生存的腹地，新生产与生活模式对生态本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蚕食与破坏，山水自然环境C3与人居环境设施完善度C7均质量不高。但由于新生活模式有着清洁、集约等优点，传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居住模式逐渐被取代，新的居住模式有着更多与生态资源互融的可能性。该阶段“生活-生态”耦合协调度仍处于低位，但从整个预测过程表现来看，后期将有着可观的发展。
2)竞争矛盾阶段。
随着他组织系统对村落的不断渗透，新思想、新模式在村民群体中持续酝酿与发酵，新的机遇与挑战大量涌现，“三生”系统处于无序紊乱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新与旧事物之间的矛盾竞争，“自组织动力”将起到重要作用，相对于上一阶段，村民组织活力D15显著活跃。在组织的主体结构上，系统将更加多元，外界的社会组织加入了资源的竞争和分配中，与村民、政府、企业将通过竞争、排斥、合作等方式优胜劣汰，将“三生”系统资源做到更优的配置，系统演变进入关键期。在“三生”耦合协调度模型中，该阶段东蔡村、上湾村、杨湾村及植里村的耦合协调度在0.2~0.5范围内。
(1)生产维度，社会组织加入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竞争中，在社会组织的服务协调下，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可观，D4普遍大幅度增高。另外，村民组织活力D15也得到良好的带动，维持在3.00上下。随着村落主体功能显现多元化趋势，村内的复合功能空间开始出现，互融态势初显，“生产-生态”的功能界限出现“模糊”和“融合”趋势，耦合协调的进程则以0.30为界，进入了迅速上升期。
(2)生活维度，由于意识的觉醒，村落居民的阶层分化在所难免，较上一阶段，致富带头人产值D6增长显著。最先发现商机的富民在村外建构聚集区，人居环境与配套设施向好。另外，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D31得分均在1.00以下。传统区域内，低收入者的财力有限，在原本拮据的生活空间下，增设如餐饮、零售性质的生产空间以迎合新生产模式，生活空间进一步压缩。在该类型村落的调研中，人居环境设施出现了分布不均、区别对待的情况，C7得分迥异。差距不断扩大，矛盾对立不可避免，“生产-生活”的耦合过程出现了割裂的情况，耦合协调度由0.47起，持续下降到0.24。
(3)生态维度，在评价结果中，该类村落的生态大类B2整体性提高至30分以上，富民占据村落外围广袤的用地，并不断外迁形成新的生活区。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关规划的跟进，在生活与生态的耦合层面，两者联系更加紧密，并呈现出功能融合态势。“生活-生态”的复合功能空间不断发展壮大，其耦合协调度普遍提高，东蔡村甚至达到了0.58，反映了发达地区传统村落生活与生态系统更易和谐共生的特点，“生活-生态”耦合频率与速度不断加快。
3)磨合调整阶段。
由于多元主体间的无序竞争，造成了系统杂糅混沌的状态，此时急需强而有效的力量发挥引领作用，外组织系统中的政府与规划师将扮演重要角色，政府、规划师活力D16显目，普遍在2.50以上。政府、规划师通过管控与引导的方法作用到系统中去，对村落的转型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影响。在政策的主导下，各方主体的活动得到制约与引导，“三生”相互之间的耦合进程呈快速提升态势，自组织与他组织系统开始相互协同，“三生”系统整体发展向好，并加快了村落的磨合调整演进。在“三生”耦合协调度模型中，该阶段翁巷村、甪里村、东村村及堂里村的耦合协调度在0.5~0.8范围内。
(1)生产维度，在政策的指引下，自组织与他组织系统的协调更为流畅。为提升品牌效应与商品规模化，村民自发寻求企业与社会组织等主体合作，加大宣传力度，适应市场化的需求，特色产业D4的发展提速，保持在3.00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D1与村集体年收入D2也实现了可观的增长，均达到了“1+3”的级别。而上一阶段中贫富差距大的状况也得到了好转，D31达到了2.00以上的得分。生态资源市场得到了高效开发的同时，政策的刚性管控有效限制住了生态环境破坏、粗制滥造等市场弊端，综合经济活力C1、山水自然环境C3、村落空间环境C4等都有着较高水准。“生产-生态”耦合协调度均在0.5等级以上，且协调速度持续加快，呈现指数级的增长。
(2)生活维度，随着景区内民生投入比重的加大，村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得到完善，人居环境设施完善度C7进一步提高。良好的人居环境吸引了村民回流创业打工，反向刺激了生产维度的再繁荣，村落年轻人回流状况D29与外来人才数量D30增长显著。另外，随着村民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更向健康、教育等方面倾斜，新的需求刺激了更大的市场，“生产-生活”的割裂开始缝合，在经历了翁巷村的0.29低点后，耦合协调度触底向好，逐渐向“协调”的方向迈进，此特征也是该阶段的显著性特点。
(3)生态维度，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与管控下，一系列的发展保护规划得以实施，如风景区旅游发展规划、人居环境整治规划等，自然生态空间得到了良好保护，山水自然环境C3、村落空间环境C4的提升有目共睹，均达到6.50与9.50以上分数；村民的日常活动与节庆得到了保护和持续，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村落活态化进程显著，文化活力C6与村落人气活力C8都得到了75%以上分数的较高水平发展。“生活-生态”耦合到达了高位，增长速率趋于稳定，且持续向好发展。
4)融合协调阶段。
在融合协调阶段中，村落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升级。村落的自组织与他组织系统充分协同，“三生”系统整体健康发展，组织活力C5突破15.00的等级。在“三生”耦合协调度模型中，该阶段陆巷村与明月湾村的耦合协调度在0.8~1.0范围内。
融合协调阶段的最大特点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系统的充分协同发展，村民组织活力D15、企业活力D17、社会组织活力D18都达到了得分上限的90%分数，属高活跃度的阶段。生态资源得到了最大效能的保护和利用，风景区旅游等产业资本的注入刺激了村民的回流，保障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村落整体达到了活态化的状态。良好的政策组织不仅提升了村落的基础服务与人居环境水平，更限制了生产、生活活动对生态的蚕食，保障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多方主体的积极参与和融合，使得村落“三生”系统不断优化提升，生产、生态、生活3个维度都进入了高水准发展阶段，“三生”耦合协调程度达到“融合”状态，“三生”系统厚积而薄发，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升级。
5结语
传统村落的转型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三生”系统内部子系统的两两耦合发展状态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该耦合过程常此消彼长，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成长的特性。集中发展“三生”中的1或2项并不能使乡村达到“三生融合”的状态[21]，须尊重系统内部的发展规律与特征，循序渐进地对待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发展转型，在策略引导上做到有的放矢。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致谢：感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吴锦绣教授、张玫英副教授、王伟副研究员提供的帮助；感谢课题组内吴正浩、白雨、范静哲等同学对调研村落数据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