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到传统生态思想和自然审美观的影响，中国古代注重城市建设与园林的统筹发展，与古代西方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以清代北京城为例，系统论述以皇家园林为建设重点的园林化营建过程。
首先，分析北京的自然条件及清代北京城的营建基础；其次，利用相关文本和图像资料，梳理北京以水系整治为先导，围绕紫禁城由内向外分为内廷宫苑、皇城御苑、西北郊离宫和行宫群落的4个层次，发现园林化建设以皇家园林为重点，延伸至大小私园及寺庙园林、水陆交通沿线等；最后，分析清代北京园林化城市的特点，说明兼具民生、景观与生态的山水园林城市建设理念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优秀传统，以期为当代公园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分析北京的自然条件及清代北京城的营建基础；其次，利用相关文本和图像资料，梳理北京以水系整治为先导，围绕紫禁城由内向外分为内廷宫苑、皇城御苑、西北郊离宫和行宫群落的4个层次，发现园林化建设以皇家园林为重点，延伸至大小私园及寺庙园林、水陆交通沿线等；最后，分析清代北京园林化城市的特点，说明兼具民生、景观与生态的山水园林城市建设理念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优秀传统，以期为当代公园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城市园林化是古人对天人合一和理想人居环境的思考与实践。20世纪以来，基于西方城市设计理论框架下的现代城市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积极寻找城市发展新模式，将视线再一次投入到具有中国本土营建智慧的空间设计中，形成了一系列城市发展理念，如在“大地园林化”①的基础上强调园城合一、生态与美学融合的“园林城市”理念[1]，注重延续传统文脉的“山水城市”理念，以及强调绿色发展与公平共享的“公园城市”建设理念等。
这些理念均融入了当时中国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发展的形势和需求，其本质都是关注城市与自然山水或人工山水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相契合，即在城市建设中统筹考虑城市、山水、园林之间的关系。
这种“园林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指导了诸多伟大实践，如秦汉时期的长安，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苏州、杭州，以及清代的北京等，其中清代北京城更是最大限度地贯彻了传统生态与自然美学思想，将城市规划与园林、水系规划相结合，达到了“城中之园，园中之城”的理想状态，这正是古代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最显著的差异。
这些理念均融入了当时中国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发展的形势和需求，其本质都是关注城市与自然山水或人工山水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相契合，即在城市建设中统筹考虑城市、山水、园林之间的关系。
这种“园林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指导了诸多伟大实践，如秦汉时期的长安，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苏州、杭州，以及清代的北京等，其中清代北京城更是最大限度地贯彻了传统生态与自然美学思想，将城市规划与园林、水系规划相结合，达到了“城中之园，园中之城”的理想状态，这正是古代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最显著的差异。
关于北京古代城市营建的研究成果颇丰，代表性的有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清代皇家园林综合研究”项目资助下对北京园林营建意象的系列研究成果，主要围绕都城规划与皇家园林建设的统筹协调[2]、北京皇家园林与生态[3]，以及一些针对园林组团或个案如西苑[4]、三山五园[5-6]、清漪园[7]等展开，整体来看，都是探讨城市建设与北京山水形势、城市水系、景观和生态等方面的关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清代北京园林化的营建过程和步骤，明确中国古代城市园林化建设的特点。
1清代北京城的园林建设基础
1.1自然和文化基础
中国古代城市历来讲求选址，“凡立国都，非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注重城市与周围自然山水的相互关系，作为多朝古都的北京则更是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北京的山川形胜，朱熹有“天地中好个风水”②的评价，从风水角度宏观地勾勒出北京在全国的自然地理位置。在他看来，龙、砂、穴、水、案等风水要素完整和谐地构成了北京的自然格局，完全符合风水理论中最佳城址的图式，是理想的都城选址。
北京城东南连接华北平原，西北可达蒙古高原，经过辽西走廊可至东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北京是中原汉族的农耕文化、西北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以及东北契丹、女真族的游猎文化的交汇点。北京作为中心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多个民族选择在此建都，经过历代经营，不断强化北京的自然山水形势特点。多民族文化在北京的多元共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历代城市规划和园林建设中。
1.2金、元、明的营建基础
清代北京城的园林化建设离不开前朝的营建基础。辽代北京作为陪都，基本沿用旧有规模，无大型园林兴建。金代是北京皇家园林建设的第一个兴盛期，由于金王朝统治者以游猎为主要生活方式及好骑射之乐的女真族文化特点，时常前往风景优美的地方狩猎、游幸，促进了皇家御苑、避暑离宫园林的兴建。在中都的建设中，首先考虑的是关系到城市供水和漕运的水源条件。
位于金中都西北的天然湖泊莲花池(西湖)是中都城市供水的主要来源，金中都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时，将莲花池水系引入皇城内形成西华潭(太液池)，以此作为大内、皇城的蓄水库，并以西华潭为中心建设皇家御苑和都城，形成多个风景优美的皇家园林区，见于记载的风景点有蓬瀛、柳庄、杏村等。莲花池水量供城市用水尚可，但若考虑漕运，必须开发利用新的水系。经过多方面的尝试，确定以中都北部的高梁河水系为基础进行开发。金代在治理水系、解决漕运问题的同时，利用浚湖土方和宋艮岳太湖石在都城东北郊的白莲潭中塑造湖中岛“琼华岛”，栽植花木并兴建大宁宫，使得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此外，还在金口河下游的玉渊潭兴建钓鱼台，在西北郊一带也开辟不少离宫别馆，最终形成以城中西华潭为中心，近郊莲花池、钓鱼台、白莲潭环卫，以西北远郊行宫为补充的多个园林风景区，为日后北京园林化城市的营建奠定了基础。
位于金中都西北的天然湖泊莲花池(西湖)是中都城市供水的主要来源，金中都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时，将莲花池水系引入皇城内形成西华潭(太液池)，以此作为大内、皇城的蓄水库，并以西华潭为中心建设皇家御苑和都城，形成多个风景优美的皇家园林区，见于记载的风景点有蓬瀛、柳庄、杏村等。莲花池水量供城市用水尚可，但若考虑漕运，必须开发利用新的水系。经过多方面的尝试，确定以中都北部的高梁河水系为基础进行开发。金代在治理水系、解决漕运问题的同时，利用浚湖土方和宋艮岳太湖石在都城东北郊的白莲潭中塑造湖中岛“琼华岛”，栽植花木并兴建大宁宫，使得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此外，还在金口河下游的玉渊潭兴建钓鱼台，在西北郊一带也开辟不少离宫别馆，最终形成以城中西华潭为中心，近郊莲花池、钓鱼台、白莲潭环卫，以西北远郊行宫为补充的多个园林风景区，为日后北京园林化城市的营建奠定了基础。
在金中都后续的发展中，高梁河和白莲潭水系逐渐取代了莲花池的地位，成为都城重要的用水地，元代建都时选址于金大宁宫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白莲潭充足的水量有利于更大规模的发展[8]。
元大都城市规划将这部分水体分为两部分，北部积水潭扩宽加深为城市蓄水池，南部太液池开辟为皇家园林用水区域，疏浚太液池淤泥用来改造万岁山(金称琼华岛)，沿用“一池三山”的模式，将其建设成为御苑的景观中心。为满足不断加大的城市用水和漕运的需求，在郭守敬的主持下，进一步改造梳理西北郊玉泉山和昌平的可用水源，分2条线路补充太液池和积水潭水量，将皇家用水与城市居民用水分开，下游则都向东补充漕运用水。这样，从南方来的船只可直达积水潭，作为漕运的终点，积水潭很快发展成为大都的商贸中心。
至此，金代大宁宫成为元代的城市中心和园林中心。另一座大型皇家苑囿在大都南郊的飞放泊，早在辽代就有建设活动，元代在原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经营，将其发展成为具有娱乐、猎狩、练兵和生产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皇家园林。
元大都城市规划将这部分水体分为两部分，北部积水潭扩宽加深为城市蓄水池，南部太液池开辟为皇家园林用水区域，疏浚太液池淤泥用来改造万岁山(金称琼华岛)，沿用“一池三山”的模式，将其建设成为御苑的景观中心。为满足不断加大的城市用水和漕运的需求，在郭守敬的主持下，进一步改造梳理西北郊玉泉山和昌平的可用水源，分2条线路补充太液池和积水潭水量，将皇家用水与城市居民用水分开，下游则都向东补充漕运用水。这样，从南方来的船只可直达积水潭，作为漕运的终点，积水潭很快发展成为大都的商贸中心。
至此，金代大宁宫成为元代的城市中心和园林中心。另一座大型皇家苑囿在大都南郊的飞放泊，早在辽代就有建设活动，元代在原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经营，将其发展成为具有娱乐、猎狩、练兵和生产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皇家园林。
明代迁都北京前，原有漕运系统大量荒废，新城的营建也影响了附近原有运河的功能，明代水系格局较元代严重退化，因此与水利规划密切相关的园林建设活动也相对匮乏。明代仍然以太液池为中心进行城市规划和园林建设，为补充皇宫用水，将积水潭下游圈入北海，向南扩宽太液池，形成北、中、南的三海格局并延续至今。
利用开挖护城河和太液池的土方在宫城北面堆筑成山，并以大量植被进行绿化，形成北京城中轴线上的最高点。紫禁城的营建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等规制，在皇城两侧和宫城四郊分别营建社稷坛、太庙、天坛、地坛、朝日坛、夕月坛等坛庙园林，其中广植树木，宫城后部修建御花园，内置奇花珍木，推动了北京的园林化建设。此外，明代还在西苑、积水潭开辟大量稻田，将城南的飞放泊扩建为南苑，赋予其除皇家娱乐和猎狩外突出的生产功能。
可见，明代城市和园林的建设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意义上都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影响，其在西苑、南苑和西北郊园林集群的建设，已经大致勾勒出清代北京园林化城市的面貌(图1)。
利用开挖护城河和太液池的土方在宫城北面堆筑成山，并以大量植被进行绿化，形成北京城中轴线上的最高点。紫禁城的营建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等规制，在皇城两侧和宫城四郊分别营建社稷坛、太庙、天坛、地坛、朝日坛、夕月坛等坛庙园林，其中广植树木，宫城后部修建御花园，内置奇花珍木，推动了北京的园林化建设。此外，明代还在西苑、积水潭开辟大量稻田，将城南的飞放泊扩建为南苑，赋予其除皇家娱乐和猎狩外突出的生产功能。
可见，明代城市和园林的建设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意义上都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影响，其在西苑、南苑和西北郊园林集群的建设，已经大致勾勒出清代北京园林化城市的面貌(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