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松榆里公园安全感提升策略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公园安全感提升策略研究——以北京松榆里公园为例

 

摘要：犯罪学研究表明城市绿色空间是存在犯罪风险的场所之一。公园作为城市重要绿色空间，是居民休闲游憩的主要场所；但其内部消极空间时常发生不安全事件，导致居民安全感不足、公园使用意愿下降，影响了居民日常生活。对此，以北京松榆里公园为例，结合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理论，构建研究公园安全感影响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在量表设计与实证调研基础上，量化分析公园安全感各影响要素的相互关系、影响路径和作用序列等。

研究发现，公园安全感受“自然监控水平与景象维护”因素直接影响，受“活动支持”因素间接影响；CPTED理论框架下的其他潜在变量对公园安全感影响并不显著；各潜在变量之间存在影响关系，特别是“活动支持”对于“自然监控”有显著直接影响。据此，针对公园安全感的各关键性潜在变量，提出提升公园安全感的规划策略，以期为公园的规划建设或更新完善提供有益指导。

 

公园是城市绿色空间的重要组成，也是居民休闲娱乐、锻炼交往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的平台[1]。随着公园数量的增多及开放性的增强，不安全事件发生的频次也逐渐增多。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现代城市中消极绿地空间和犯罪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安全感差的公园，人们的使用意愿也比较低。居民在城市公园中的安全感与公园游憩体验密切相关，更影响到居民对公园的使用选择。因此，厘清公园安全感相关影响要素和影响机制，优化公园设计与更新改造，对提高公园使用频率及居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失业率、犯罪率、人员构成、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2-4]对于地区安全感的影响已有大量研究，如吴必虎[5]对大学生游客安全感的研究表明社会治安好、收入高的地方安全感更高；Navarrete-HernandezPablo等[6]的研究认为相同情况下男性安全感普遍高于女性；张一洲[7]的研究认为收入高、年龄大、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群安全感更高。

相较于社会因素的研究，空间环境因素对地区安全感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却很重要，根据环境应激理论认为：人通过对环境刺激的认识形成对空间环境的控制感、预见性的判断，继而产生安全感认知。犯罪学著作《犯罪及其原因和矫治》中也表明犯罪因素与空间环境有密切关系；JohnHSchweitzer、SFoster等通过研究住区对犯罪行为及犯罪恐惧感的影响，发现住区的物质形态特征比人口特征对犯罪的影响更大[8]。

因此空间物质环境对地区安全感的改善尤为重要(特别是公园这类小尺度空间)，已有许多文献指出光照水平[9]、绿视率[9]、隐匿空间数量[10]、潜在受害者是否有可逃脱路径[11]、可视性情况[10-11]、环境整洁度[12-13]等空间环境要素会影响公园安全感。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PreventionThroughEnvironmentalDesign，CPTED)理论充分考虑了上述影响要素，该理论认为：对物质空间的合理设计及有效使用，可以减少不安全事件的发生以及对犯罪行为的恐惧[11]。



国外，CPTED理论在安全感与环境预防犯罪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中已有广泛应用：早在2001年澳大利亚政府就将CPTED原则引入《1979年环境规划和评估法》，北欧、日本、韩国、伊朗也有很多利用安全规划设计理念来预防犯罪的实践案例，如：芬兰坦佩雷的莫欧迪拉社区、德黑兰都市中心区[14-16]等。由此可见，CPTED理论在研究城市空间的安全感与预防犯罪领域已较为成熟。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CPTED理论研究城市空间，李薇等[17]将CPTED理论应用于居住区的安全性研究；李峻峰[12]、曹磊等[18]则将CPTED六要素指标作为影响公园安全感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黄邓楷[16]参考国外案例在CPTED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规模”影响因素，研究广州大学城安全感。他们普遍在研究中指出影响公共空间安全感的各种单一因素，如区位问题、照明问题以及植物配置问题等，对使用者安全感知和犯罪预防的影响。

但上述研究本质上都仅考虑了外显性的因素，没有从潜在变量以及空间要素整体的角度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的探讨和整合，而且安全感各要素间存在影响关系，传统的回归分析有较大偏差。为此，本文以北京松榆里公园为例，综合考虑潜在变量①与观测变量②，构建基于CPTED的公园安全感结构方程模型，探寻公园安全感各影响要素的作用序列与作用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公园安全感提升的规划策略，以期为公园的规划建设与更新改造提供有益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