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之母的3个现实逻辑

“花园之母”的现实逻辑：全球最大花卉工厂的反思

 

花卉既是朝阳产业，也是美丽事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抓手；是现代高效农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和中国花卉协会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12大类农作物中花卉总产值排名第七，单位面积产值位居第一[31]，2021年助力196万农户、607万人就业致富。

 

 

中国现代花卉产业起步于改革开放，经过40多年的发展，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实现成为全球第一花卉生产大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花卉协会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我国花卉种植面积达到102.40万hm2，首次突破百万公顷；年销售额1068.54亿元，跻身千亿元产业行列。2021年，我国花卉种植面积达159.41万hm2，年销售额达2160.65亿元，出口贸易额6.87亿美元，最近10年(2012—2021年)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00%、6.68%和2.86%，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建立在数量扩张基础上的中国花卉产业与现代花卉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要求相距甚远。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AIPH)2021年统计年报显示，2020年中国鲜切花和盆花生产面积占全球生产面积的25.15%，单位面积产值仅为欧洲平均水平的23.48%，是荷兰的13.15%、奥地利的7.44%、丹麦的3.53%、瑞士的1.52%；中国园林绿化苗木占全球生产面积的73.99%，单位面积产值仅为欧洲平均水平的8.86%，是瑞士的5.39%、荷兰的4.23%、英国的3.31%、挪威的1.87%；中国花卉出口贸易额仅为欧洲的1.97%，是荷兰的2.67%[32]。

因此，中国仍然只是花卉生产大国，而非产业强国和贸易强国；中国花卉产业依然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仍然充当着“世界花工”的角色。究其原因，一缺自主产权的品种，二缺专利生产技术，是限制中国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33]。

 

 

种业位于农业产业链的最上游，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决定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限制我国花卉产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花卉种业落后是导致产业落后、产品竞争力不强、出口贸易受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自育品种少，缺少国际知名育种企业。中国自1998年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以来，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局共授权花卉植物新品种2000余个，其中国外公司的品种约占1/3；截至2021年底，国家林草局共授权月季品种保护权856项，其中413项为国内培育品种，占48.25%，443项为国外品种，占51.75%，总量与全球4万多个品种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同时缺乏德国Krodes-Rosen(1887)、法国MeillandInternationalS.A(1850)等百年老店育种名企[34-35]。

 

2)自育品种竞争力弱，市场份额低。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KIFA)切花品种拍卖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交易的专利品种225个，国内专利品种仅有14个，占6.22%；国内品种的成交量、成交额、专利费分别占8.41%、8.23%、8.95%[36]；切花月季单项交易数据显示，2019和2020年交易前50位的品种在总交易额中分别占88.08%(8.34亿枝)和86.16%(7.53亿枝)，其中仅有1个中国自育品种名列其中，分别占年交易额的1.26%和1.28%(约0.12亿枝)；作为北京2种市花之一的月季在二、三、四、五环约有250km的月季花带，几十万株月季，几乎没有国内自育的品种。3)崇洋媚外、迷信进口，对乡土植物的研究几乎空白。

 

在我国市场上的主流切花和盆花、主要的草花、120余种常用的花境材料中，95%以上的畅销品种仍为国外品种。传统的月季、菊花、香石竹、洋桔梗、百合、唐菖蒲、非洲菊等切花生产，蝴蝶兰、大花蕙兰、红掌、凤梨、观叶芋等盆花生产以及百合、郁金香等球根花卉生产中使用的品种几乎均为国外进口品种，国内一二年生花卉杂交一代种子的生产品种也几乎均来自国际花卉育种企业。

 

据中国花卉协会花卉景观分会不完全统计，2021年美国PanAmerican、日本SAKATA、德国Benary、日本TAKII、英国Floranova5家育种商占据中国草花市场份额的82%(分别为28%、17%、16%、14%、7%)，中国化工并购的先正达(Syngenta)占据12%的市场份额；荷兰的橙色多盟(DummenOrangre)一家公司占据中国无性系种苗市场份额的30%，中国仅有大丽孚(北京)公司占据5%的份额，其余均为国外公司占据。近年来，彩叶树种的泛引滥用更是加剧了城市植物景观的同质化。可见，我国花卉产业在品种研发、产品创新方面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