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物：符号生成的历史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生产在后工业时代呈现出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样貌。作为后发产业升级、替代、淘汰甚至缺位之后的工业遗存，对其价值的认知与阐释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法国遗产学家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Choay）指出：“历史性纪念物被正式认可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在客观承认这一时期对历史性纪念物取得的认识上的确定性，这一时期的普遍历史视野，以及它完成工作的广度的同时，应该看到，这一漫长时期只包含着作为当代特征的那些趋势和问题的萌芽。
”[23]工业遗存转换为“遗产”的重要方式就是对其历史的溯源与谱系的建构，但随着第3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绿色科技正逐渐打破这一传统，使社会向合作和分散关系发展。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正经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纵向权力等级结构正向扁平化方向发展”[24]。前2次工业革命的相关产业在进行产业升级时，必然面临淘汰、衰落乃至消失的命运，从而使部分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对象“遗产化”。
”[23]工业遗存转换为“遗产”的重要方式就是对其历史的溯源与谱系的建构，但随着第3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绿色科技正逐渐打破这一传统，使社会向合作和分散关系发展。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正经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纵向权力等级结构正向扁平化方向发展”[24]。前2次工业革命的相关产业在进行产业升级时，必然面临淘汰、衰落乃至消失的命运，从而使部分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对象“遗产化”。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25]作为工业革命过程的事物集合体，工业遗产在后工业时代的命运，也呈现出碎片化、遗址化、景观化的特征。当然，这种工业遗产化的进程有时体现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迁移，有时又呈现出国家和区域的显著差异，因此，并不一定符合工业革命整体的发展规律。在分析具体案例时，更多与相关国家、区域乃至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相关联。中国后工业景观案例的实践，在其发展早期便与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1999年，由中山市政府投资，由俞孔坚、庞伟等主持，土人设计团队负责设计、施工的中山岐江公园，经过2年多的设计和施工并最终完成。这个案例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首个对工业遗产场地进行探索的案例”，也是“中国现代景观设计的一次大胆的实验作品”[18]。作为现代景观实践中将城市更新棕地治理与后工业景观设计实践相联系的早期案例，这个项目将工业遗产场地中的各种历史遗存（设计者称之为“东西/物”）加以考量，在设计中基于对特定对象的历史理解，采用具体设计策略进行了观念性的转化，从而在整个场地中塑造了一种关于历史的景观新符号。
设计首先从产业景观溯源开始，原有场地的工业遗存源自一个在当地颇具历史意义的粤中造船厂，因此，水被认为是重要的符号，不仅因为场地内部水体与周边岐江河水系连通，使依托历史遗留水体创造新的水景观成为可能，而且水作为造船业的隐喻，成为统合所有保护、改造和更新的设计策略选择。此外，场地内原有工业模式依托水而建立，为了使其产品（船）完成最终回到水中这一过程，水因此具有了历史性。可以看到，在最终实施的设计中，水面不仅在原船坞部分被保留，也通过水道联通、水体扩展等手段，在造船厂房和铁轨处穿越，且与周边岐江河相呼应，形成一个主题性极强的历史场景——一个曾经的造船厂，如今漂浮在水上。
整个场所在更新改造之后，水的意象虽然直接而鲜明，但是相较场地内各个建（构）筑物的保护、改造、更新设计，水又是没有时间感的，或者说，水是超越时间的。在设计者的早期论述中，如何在场地中通过设计延续场地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在归纳设计特点的“场地特点”部分，强调“场内遗留了不少造船厂房及机器设备，包括龙门吊、铁轨、变压器，等等”物质遗存和船厂“历经新中国工业化进程艰辛而富有意义的历史沧桑，特定年代和那代人艰苦的创业历程，也沉淀为真实并且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这样的非物质遗产。设计初期对工业遗存“物质/非物质”两大类属性的认知，决定了这种价值阐释的历史观念，为设计中对具体工业遗存的后工业更新策略引入了历史视角和方法维度[26]。
建筑理论家艾伦·科洪（AlanColquhoun）认为：“现代建筑获取了日常生活的片断和在历史中发现的片断。按这种观点，现代建筑本质上是构成式的，它将意义系统打碎成可以传达意义而且能再将它们重新组合的最小单位，而完全不考虑它们原先的整个系统。”[27]作为现代建筑重要类型的工业建筑，设计必须依托于工业生产的工艺流程，亦即，工业建筑设计的全过程，首先要考虑的是整个系统合理性的实现，然后才是单体建筑的建造。但在工业生产隐退的后工业时代，作为景观的工业遗产却面临由系统转变为碎片的过程。历史观念在这里必须面对具体且已不成系统的物，才能为后工业景观实践提供根本性的设计逻辑。
在设计者的后续思考中，明确将这种针对工业旧址的再利用作为设计方案的主旨。在分析设计的章节，设计者将其称为“东西”的“对象物”分为三大类：自然系统和元素，构筑物，机器。这些“东西”既构成保留的主体对象，又成为改造更新的对象；既是历史的遗留，又是“含义”的再造。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意义的对象物（系统）符号化的过程，历史观念在工业遗产价值保护和更新设计中作为选择依据的同时，也成为符号创设和意义实现的指向[28]。
具体设计手法上，对“东西”，也即“对象物”的处理，体现出对待工业遗存历史“观念”的3个层次：“更艺术化地再现原址的生活和工作情景”“更戏剧化地讲述场地的故事”“更诗化地揭示场所的精神”[28]。一方面，尽管中山岐江公园中2个并置的旧厂房采取了不同的设计手法，但在整体空间策略上是一致的：保留厂房占据空间体积的轮廓，通过对物质对象本身的删减和重构，其成为延续历史形象的符号；同时处理厂房与水体之间的关系，则暗示了厂房的历史存在形式，不同符号之间的历史关系通过物质层面的空间关联建立符号之间的意义衔接。另一方面，水塔在场地中则是一个特例：旧的遗存在被拆除后，原址重建了一个钢构的观景塔，通过完全的轮廓虚构，在景观中置入一个全新的观景点，实现景观自身从被动观看到主动观看的转换，从而变成一个可以俯瞰整个场所的全新历史符号。
在此处，工业遗存作为“无法忘却的东西”，成为新的符号。朗西埃称之为：“将符号置于不稳定的意义之中——要么这些符号直接言说并卷入有意义的故事线索的脉络之中；要么符号并不言说，它们仅仅标志着哪里存在着历史的材料；要么……这些符号都是难以抉择的……。”[22]这些难以抉择的符号，在新的系统中成为符号系统的“对象物”线索，使人在现实中建构出具体的历史感。因此，中山岐江公园的设计体现了后工业景观设计中对“对象物”符号化的多重探索，历史观念在其中既对早期决策的价值阐释、设计策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又在后续针对工业旧址场所和具体遗存对象的设计过程中，通过以上设计手法，完成了“对象物”间的转换和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