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特征类型的分类与整合
2.1基于自然景观要素的景观特征单元分类
景观特征类型是指在地形地貌、植被覆盖以及土地利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景观结合体[24]。基于内业研究和外业调研，从长城文化带的自然景观中提取关键性景观特征要素。北京长城文化带作为自然景观与文化遗产高度融合的历史文化区域，其自然景观要素和文化遗产要素是类型识别的关键，而在自然景观要素中本研究选择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类型作为自然景观特征构成的基础要素。地形地貌是地域景观最基本的外在特征，土地利用类型则反映了景观的人工干扰方式与程度[25]。
为便于后续讨论分析，依据中国地貌基本形态[26]将地貌类型归并为平原和山地两大类，再根据中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分类系统（LUCC分类体系2018年）将土地利用类型归并为草地、林地、旱地和水域四大类②，将土地利用类型和地貌类型进行排列组合，最终归为平原草地、平原林地、平原旱地、平原水域、山地草地、山地林地、山地旱地和山地水域八大类并对其进行编码（表1）。
在此基础上，通过ArcGIS软件将北京地形地貌图、北京土地利用图和长城文化带核心范围进行叠加运算，得到北京长城文化带基于自然景观要素的景观特征类型图，共计32小类（图5），604个单元。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同一大类中的小类之间并无较大区别，例如低海拔平原高覆盖度草地与低海拔平原中覆盖度草地并无明显差异，反而是各个大类之间差异较大[27]。
在此基础上，通过ArcGIS软件将北京地形地貌图、北京土地利用图和长城文化带核心范围进行叠加运算，得到北京长城文化带基于自然景观要素的景观特征类型图，共计32小类（图5），604个单元。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同一大类中的小类之间并无较大区别，例如低海拔平原高覆盖度草地与低海拔平原中覆盖度草地并无明显差异，反而是各个大类之间差异较大[27]。
2.2融合文化遗产要素的景观特征单元分类
在关于长城军事体系的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长城不只是一道墙体，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即长城是由点（城堡、烽火台）—线（长城边墙、讯息传递线路）—带（军事防御、文化交流及物资交换所在的长城防区）—层次体系（防御体系的层级关系）构成的地理尺度的空间实体和文化遗存[28]。长城作为复合型文化景观，其内涵包括防御、屯垦和军情3种军事功能区域及其混合形成的复合功能区划[29]。其中，长城边墙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城堡具有屯兵和垦殖功能，烽火台具有军情瞭望和信息传递的功能。长城边墙、城堡和烽火台可以作为长城历史功能的3个重要的功能向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空间防御逻辑和视觉景观特征。
单一文化遗产要素区域和复合文化遗产要素区域的景观特征类型与历史功能是不同的。例如，平原草地与长城边墙要素融合的景观特征单元，具有单一的军事防御功能，平原草地与长城边墙、城堡要素融合的景观特征单元，具有军事防御和屯兵垦殖的综合功能，二者所形成的空间模式和景观特征类型不同。因此需要将长城边墙、城堡和烽火台这3种核心文化遗产要素及其排列组合方式作为景观特征单元分类的重要依据。
单一文化遗产要素区域和复合文化遗产要素区域的景观特征类型与历史功能是不同的。例如，平原草地与长城边墙要素融合的景观特征单元，具有单一的军事防御功能，平原草地与长城边墙、城堡要素融合的景观特征单元，具有军事防御和屯兵垦殖的综合功能，二者所形成的空间模式和景观特征类型不同。因此需要将长城边墙、城堡和烽火台这3种核心文化遗产要素及其排列组合方式作为景观特征单元分类的重要依据。
本研究主要选取北京长城文化带文化遗产要素中最具文化价值属性，同时也最具景观特征标识作用的长城边墙、烽火台和城堡3类要素③作为文化遗产要素指标融入基于自然要素的景观特征单元中，将景观特征单元划分为7种文化景观单元类型（图6）。
2.3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要素融合的景观特征单元整合
北京长城文化带中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的耦合关系构成了其景观特征的深层结构。根据本研究，不同的文化遗产要素与自然景观要素进行融合后所形成的景观特征类型中的用地要素、视觉表征、历史功能都有所不同。通过对自然景观要素景观特征单元（大类）和文化遗产要素景观特征单元进行交叉融合，基于8个自然景观要素景观特征类型和7种文化遗产要素景观特征类型，得到56种北京长城文化带景观特征类型，依据每个景观特征类型中所包含的文化遗产要素数量，将数量为0的景观特征类型进行筛减，最终得到31种景观特征类型，并对其进行命名和统计。
景观特征类型的名称主要由自然景观特征类型代码和文化遗产景观特征类型组合而成（表2），例如景观特征类型a-Ⅰ代表仅包含长城边墙要素的平原草地型景观特征单元；景观特征类型b-Ⅳ代表包含长城边墙和城堡2种要素的平原林地型景观特征单元。在此基础上，对这31种景观特征类型进行统计，并计算各个类型斑块占总斑块的比例（表3）。
经分析发现（表3），文化遗产的分布与自然环境存在密切关系。
1）从斑块总数来看，山地草地和山地林地的斑块数量在自然景观特征类型的斑块总量中占比最多，分别为37.73%和34.01%，同时，各个文化遗产景观特征类型中山地草地、山地林地型占比均居前2位，这是长城防御体系的客观需求所致。长城的防御属性使其倾向于选址在“山高谷深”的山地区域，而非无险可守的平原区；在山地中又以林地和草地为主，这是由该区域年降水量和总体气候造成的④，并非长城建成后人为因素导致。
2）在各类自然景观特征单元中，旱地（包括山地旱地和平原旱地）总占比13.39%，虽占比不多，却因其具有农业生产功能而非常重要，在山地旱地斑块数量中，以仅包含城堡（Ⅱ型）和仅包含烽火台（Ⅲ型）的文化景观特征单元为主，分别占山地旱地斑块数量的27.54%和37.68%，这表明“城堡-旱地”景观模式在维系长城防御体系的粮饷供给中具有重要作用，而烽火台单元的高比例则是由于在延庆、密云等地普遍存在“烽堡链”的军情传递与兵力屯守的空间分布模式[30]。
以上景观特征斑块的统计数据表明文化遗产的分布与自然环境存在耦合关系，这种耦合关系可以在历史地理的维度找到更为具体的解释。历史文献表明，长城、城堡等要素的修建，会引起长城周边自然环境的人工改造活动，以满足长城内在的军事防御需求和城堡的人口生计问题，这具体体现在林地、旱地景观与长城及城堡修建之间的密切关联。
1）林地和长城文化要素的耦合关系，体现在长城沿线的大规模植树行为和人工林地的形成，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说明了长城沿线会特意种植特定的林地植被以增加防御效果。据《四镇三关志·蓟镇·杂防》载：“沿边墙内外虏马可通处，俱发本路主客军兵，种植榆、柳、桃、杏以固边险，密云道墙子、曹家、古北、石塘四路共栽过榆柳桃杏一百六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三株，种过桃、杏等种子五十九石九斗，蓟州道太平、喜峰、松棚、马兰四路，共栽过榆、柳、杂树四百四十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七株，种过桃、杏等种子一百石。永平道石门、台头、燕河、山海四路共栽过榆、柳、杂树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一百八十七株，种过桃、杏等种子三百九十石六斗。”[31]在古代物产匮乏时期，这些大量种植的榆、柳、桃、杏为军民提供了一定的食物供给，这在笔者实地调研过程中得到了侧面印证，即长城沿线的密云、延庆等地村民至今仍有采摘、食用榆钱、柳芽、栾叶及野生桃杏的习惯。
2）旱地和长城文化要素的耦合关系，体现在明长城城堡附近均设有屯田，用于耕种，补给军需。据《密云县志》记载：“辽开泰九年（1020年），迁檀州，宗州千户汉族人至关外黄龙。明初，从外地移民至密云屯田。明洪武五年（1372年），设密云中卫，辖29军屯。三十年（1397年），设密云后卫，辖军屯。现仍在密云辖区的有：河曹屯、双井屯、太师屯、石匣屯、高岭屯、金沟屯、庄案屯、不老屯。后编入密云县中卫里，归密云县管辖。”[32]
1）林地和长城文化要素的耦合关系，体现在长城沿线的大规模植树行为和人工林地的形成，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说明了长城沿线会特意种植特定的林地植被以增加防御效果。据《四镇三关志·蓟镇·杂防》载：“沿边墙内外虏马可通处，俱发本路主客军兵，种植榆、柳、桃、杏以固边险，密云道墙子、曹家、古北、石塘四路共栽过榆柳桃杏一百六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三株，种过桃、杏等种子五十九石九斗，蓟州道太平、喜峰、松棚、马兰四路，共栽过榆、柳、杂树四百四十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七株，种过桃、杏等种子一百石。永平道石门、台头、燕河、山海四路共栽过榆、柳、杂树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一百八十七株，种过桃、杏等种子三百九十石六斗。”[31]在古代物产匮乏时期，这些大量种植的榆、柳、桃、杏为军民提供了一定的食物供给，这在笔者实地调研过程中得到了侧面印证，即长城沿线的密云、延庆等地村民至今仍有采摘、食用榆钱、柳芽、栾叶及野生桃杏的习惯。
2）旱地和长城文化要素的耦合关系，体现在明长城城堡附近均设有屯田，用于耕种，补给军需。据《密云县志》记载：“辽开泰九年（1020年），迁檀州，宗州千户汉族人至关外黄龙。明初，从外地移民至密云屯田。明洪武五年（1372年），设密云中卫，辖29军屯。三十年（1397年），设密云后卫，辖军屯。现仍在密云辖区的有：河曹屯、双井屯、太师屯、石匣屯、高岭屯、金沟屯、庄案屯、不老屯。后编入密云县中卫里，归密云县管辖。”[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