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发展阶段与特征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发展阶段与特征

 

3.1世界自然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发展阶段与特征

 

1）数据库技术支持下的物种保护（1972—1990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于生态学、地理学、测量学等学科中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自然遗产数据库建设与应用蓬勃发展，出现了以GIS技术为核心的数据集成和管理工具，建立了一批以“IUCN保护地监测中心”为代表的濒危物种和保护区名录数据库。与此同时，IUCN整合了多方数据并建立了“世界保护地数据库”（WorldDatabaseonProtectedAreas,WDPA）。198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保护监测中心（IUCN-ConservationMonitoringCentre）发布的《建立世界保护数据库》报告是自然遗产数字化保护的里程碑，标志着物种和保护区基础数据建设是这一时期的重点。

 

2）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数字化监测与管理（1991—2005年）。1992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推动下，自然遗产数字化保护的重点转向了对生物多样性的数字化监测与管理。这一时期是自然遗产数字化保护的高峰期，数字化实践也从单个保护地向地区性扩展，逐渐开始了以国际组织和机构为平台的全球性数据共享与合作交流，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自然遗产信息管理系统、生态系统服务监测技术和标准等不断出现。例如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发布的《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指南》②为自然遗产的数字化监测和管理提供了指导。

 

3）自然遗产保护效能评估与能力建设（2006—2013年）。随着新世纪通信技术、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等技术的普及，自然保护的重点逐渐从资源保护拓展到与社区生存发展协同等综合议题，相应的数字化探索也从记录、监测、管理技术应用开始向效能评估和地方能力建设延伸。2006年，“管理有效性数据库”（TheGlobalDatabaseonProtectedAreaManagementEffectiveness,GD-PAME）以及“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保护区域”（IndigenousCulturalCommunities,ICCSs）相继建立，是技术应用转向的重要标志。2010年，IUCN、UNEP、ICCROM、ICOMOS、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UNDP）等12个国际机构联合建成了PANORAMA全景-健康地球解决方案国际合作平台③，以跨部门、全球学习和交流为宗旨，借助案例开放数据推动地方能力建设，展现了世界遗产数字化资源利用的新趋势。

 

4）自然遗产保护数字化综合赋能（2014年至今）。自然遗产数字化保护逐渐走向多类型、多尺度遗产和大数据集成应用，关注科技赋能背景下保护和管理质量的提升。近10年来，该领域高度关注自然-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和发展议题。2014年“世界遗产领导力”和“世界遗产展望”等项目陆续出现，突显了世界自然遗产相对于其他自然保护地的重要意义。“IUCN绿色名单”“保护地球”（ProtectedPlanet）、“自然科技”（Tech4Nature）等数据平台相继建立，体现了综合运用多样数字技术服务于自然遗产保护的特征，也展示了科技赋能和数据共享的重要趋势。

 

 

3.2世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发展阶段与特征

 

1）数字技术支持下文化遗产物质性保护（1980—2005年）。这一时期数字化保护主要针对考古遗迹、建筑遗产、石质遗产等类型，关注对文化遗产物质本体的记录和遗产寿命的延续。技术手段以传统测绘工具为主，激光扫描、三维建模、遗产数据库等新工具作为补充。2000年以后，随着文化遗产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数据保护和管理逐渐成为遗产保护领域的新议题。

《数字遗产保存宪章》首次将遗产数据纳入遗产保护的范围[4]，数字化技术不再只是服务于遗产保护的工具，其过程中产生的“数字遗产”被认定为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中国“数字敦煌”项目即是数字遗产工作的杰出代表。项目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敦煌石窟世界遗产资源的全维度数字化，先后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数字敦煌”资源库、“数字藏经洞”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2）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文化遗产多维度保护（2006—2016年）。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实践内容不断丰富，不仅将保护对象延伸到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和遗产周边环境，还涉及遗产旅游、气候变化、社会参与等相关主题。2010年以后，摄影测量技术和消费级无人机逐渐成熟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文化遗产领域，加深了遗产数字化的程度。遗产保护者对数字化保护标准和行动规范的需求逐渐增强，对相关标准规范的探索经历了从技术指南到原则标准、从个体经验到国际导则、从具体技术应用到综合数字系统的发展历程。

2006年《伦敦宪章》首次系统阐述了计算机可视化技术在遗产保护领域的规范性和实用性，提出计算机可视化技术的实施准则[9]；2008年《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将计算机建模、多媒体展示、数字媒体等技术和方法纳入了文化遗产阐释的框架[10]；2009年《变化的世界与遗产观点：技术变革和文化遗产建议书》从记录与档案、非物质遗产、建设与能源技术、通信和教育等层面探讨了各领域的技术变革给遗产保护带来的机遇和威胁[11]。这一时期数字化遗产保护项目百花齐放，出现了一系列遗产数字资源系统，例如欧洲的Europeana文化遗产数据平台、3DPAST世界遗产平台、ACCORD考古资源平台、中东和非洲地区的EAMENA考古项目、安卡计划（ProjectAnqa）、叙利亚遗产档案项目（SyrianHeritageArchiveProject）等。

 

3）数字赋能背景下遗产保护的文化转向（2017年至今）。随着遗产领域以人为本理念的兴起，现代数字技术被认为是支持人们平等享有遗产资源最为重要的赋能手段。ICOMOS在2017年全体会议期间提出的“数字赋能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阐释”议题，强调了数字技术在记录、保护、社区参与、阐释和传播、灾害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文化-自然融合联合实践计划”的推动下，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数字技术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支撑。同时，数字化保护的规范化和专题化趋势仍在持续，2017年《国际虚拟考古的塞维利亚原则》是首部针对特定遗产类型的数字化保护准则，为新技术在考古遗产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标准[12]。本时期全民共享是数字化实践项目的重要主题，CyArk数据库致力于运用数字建档和数字遗产体验促进公众对遗产的思考、保护和想象，展示了从“数字记录”到“数字共享”的数字化保护理念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不断深入，运用数字技术推广和传播世界遗产成为国内遗产保护的热点，数字故宫、数字中轴线、云游长城等一系列世界遗产数字产品不断出现，体现了数字赋能时代世界遗产保护和传播的前沿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