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民族双重影响下的3个渝东南景观特征

地理民族双重影响下的景观特征生成机制

 

通过对传统聚落景观在区域与聚落2个尺度4个层次上的特征要素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的生成一方面是对武陵山区山川深阻与水系孔道的地理格局的适应性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该地区土家族、苗族杂居与湖广移民的族群关系的内生性文化回应。然而，地理与民族对传统聚落景观的双重影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其景观特征的生成与历时性的地理区隔和跨地区流动，以及族群关系的区隔与融合都有着较为深刻的互动联系(图9)。

 

 

民族地区传统聚落景观的独特性往往来自其对特定地理空间单元的回应，表现在人们适应、改造和利用外部自然环境来塑造适于生存的人居环境。由此，区域层面上的地理区隔是传统聚落景观多样性生成的基础。在渝东南地区，自然地貌的分隔将该地区划分为多个相对隔离的地区，本土的巴人、五溪蛮、僚人等先民在各个小流域内利用原始农耕、采集和渔猎多元组合的经济生产方式，维持着部落人口的自然繁衍。彼时陆路交通尚不发达，江河水运交通主要用于区域之间官道往来和地区间的贸易，少数迁入这一地区的汉民主要居住在州县区府或商贸城镇，而“僚蛮”居住的河谷往往沟通不易、交流不便。由此逐渐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互不干扰的原生态、小规模氏族聚落。由此可见，地理要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它奠定了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在区域尺度上南北之间的差异。

 

然而，地理区隔会随着地区间的经济交换、政治结盟、人口流动、贸易往来而产生变化，一些地方性的营造方式、农业生产技术与方法等也伴随着人口的流动或制度的推行而迁移，产生了跨地区的物质交流与文化互动，由此带来跨地区的文化与技术“融合”，也促进了传统聚落景观沿着人口与文化流动的通道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渝东南地区随着明代西南驿道网络体系的发展而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期，浅丘地带的山林资源逐步开发，河谷地带人口日趋拥挤。因此，在适宜耕作的酉水河与梅江河流域，农耕聚落逐渐向山地蔓延，形成与河流关系密切的农林交错的聚落景观。

 

在制度层面上，元代开始施行的土司制度使渝东南地区的政治形态呈现为土家族大姓统治。因此，土家族的政治地位明显提高，与汉族文化的交往逐渐加深，并承担了“镇苗”“征苗”的军事责任。同时，宋代的军民屯田制度、明代的募民垦荒制度吸引了大量汉民进入渝东南地区，带动了以跨区域交流为职能的乌江水域的发展，促使了阿蓬江流域的军事卫所和屯田区周边的农业与商业发展。

 

由此，在土家族、汉族之间局部交往、不同族群资源竞争的驱动因素下，渝东南地区传统聚落景观又呈现出流域之间的差异及流域内部民族分布的垂直分异，即汉族聚落更多地位于阿蓬江流域的卫所区、屯田区及河谷地带的商贸区；土家族聚落位于酉水河与梅江河流域土司区的溪河两岸与浅丘地带；苗族聚落则位于后山上、“溪里”等半高山地区的族群景观分异。

 

 

   作为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各民族在历史的线性发展中都经历了“区隔”与“融合”的过程，即由一些分散区隔的族群，在一定条件下聚合在一起，最终融合为一个新的或大的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与汉族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出，土家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该地区传统聚落景观多样性的生成息息相关。从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民族特性的生成来看，一方面在土家族内部通过血缘关系、神话信仰、民族符号等方式塑造了聚落景观中特定的生活方式与宅屋景观;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政治环境变化，原先的土家族、汉族、苗族族群“边界”或因势力的强弱而导致竞争和吞并，或因相互认同而融合。有时族群也会主动构建一个更为广阔的身份认同以容纳更多有利于竞争的力量，这在渝东南地区以湖广移民进入土家社会的身份建构中较为常见，许多进入渝东南的移民家族通过族谱、流传的故事、会馆、宗祠等形成新的族群  “身份”，由此带来传统聚落景观中社会与文化景观特征的转变，并在渝东南地区各流域内形成由宅屋一祖屋一祠堂构成的文化空间网络。

   

   

   5结语   

   

    通过分析发现，受到地理与民族双重要素的影响，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在整体上呈现自北向南的景观分异特征。首先，受北高南低的自然地貌差异影响，传统聚落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出北靠山居、南临水体的景观特征，在民族分布上呈现出流域内部沿海拔垂直分异的特征。其次，在传统聚落分布最为集中的3个流域，聚落尺度上的传统聚落景观受地理与民族的双重影响而呈现出差异化的景观特征，其中地理要素主要作用于生态、生产与聚落景观层次，民族要素主要作用于聚落与宅屋景观层次。 

    

       就景观特征的生成机制而言，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特征的多样性不仅是地理与民族两方面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遵循着从“区隔”向  “融合”发展的规律。其中，渝东南地区独特的山地自然地理因素是传统聚落景观多样化形成、发展的物质环境基础，也是影响传统聚落景观特征生成的第一驱动因素。而随着区域生产力的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及民族边界的形成与变迁，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进一步驱动聚落层次与宅屋层次景观特征的生成，并演变为族群文化融合的民族聚落景观。  

       

         传统聚落景观是人类城乡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机演进的文化景观，其所涵盖的丰富的景观对象代裘了多样化的人地关系与文化传统。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特征作为武陵山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见证，尚保留和使用着干百年延续至今的生态环境、物质空间和社会结构。这些文化符号、建筑形式、空间形态和文本传说包含了复杂的地理与民族线索，裘征了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家族、民族和国家文化的秩序观念，并代代传承至今。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是对本土化、地方化的乡村人居环境进行梳理与探究的重要一环，也是建立民族与地方文化自信、保护地域性民族文化景观的基础，具有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致谢:感谢重庆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对本文资料与数据收集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