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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的2个地理格局与民族关系

日期:2023-02-23 12:08:10     浏览:1    
核心提示: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是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的重要保护对象。该地区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构成是探究聚落景观生成机制的关键。
摘    要: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是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的重要保护对象。该地区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构成是探究聚落景观生成机制的关键。

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从生态、生产、聚落和宅屋4个层次选取传统聚落景观的关键特征要素,结合GIS空间统计分析与形态分析的方法手段,总结归纳出受地理与民族双重影响下的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特征:

1)受北高南低的自然地貌差异影响,传统聚落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出北靠山居、南临水体的景观特征;

2)受民族互动的影响,不同民族传统聚落景观呈现汉族聚落位于交通便利的溪河两岸,土家族聚落位于溪河两岸与浅丘地带,苗族聚落位于后山“溪里”的族群景观分异;

3)传统聚落景观在聚落尺度上受地理与民族双重影响而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地理要素主要作用于生态、生产与聚落景观层次,民族要素主要作用于聚落与宅屋景观层次,并呈现出“从区隔到融合”的发展规律。

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及其生成机制的挖掘为武陵山区文化生态保护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支撑,可为构建西南山地多民族文化生态体系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参照。
 
作为中国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传统聚落景观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下,受时间洗礼而形成的有机演变的文化景观[1]。它不仅反映了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融合了地方历史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2]。 武陵山区独特的中低山岭谷的地貌特征及土家族、汉族、苗族族群互动和共生共融的民族构成,促成了极富山地民族特色的多样化传统聚落景观的形成。本研究所探讨的渝东南地区位于武陵山区西北边缘,是历史上族群互动较为频繁、民族构成较为复杂的地区。对渝东南地区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及影响机制进行探究对于构建武陵山区多民族杂居地带的文化生态体系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大会正式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自然与人类共同的作品”,即“指人类为某种实践的需要有意识地用自然所创造的景象”。而传统聚落景观是指一种由历史建筑、构筑物和周边环境共同组成的文化景观类型,是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的重要对象[3]。国内建筑与规划学界关于传统聚落的研究以民居与古村落保护为开端,近年来呈现出向景观特征与人居环境等整体性研究转变的趋势。

如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与图谱区划[4-6]的理论探索,以及藏羌、云贵等民族地区聚落景观层次与要素分类的实证考察[7-9]等都将传统聚落的研究视野从物质空间拓展到聚落景观的空间范畴上。特别是在景观特征指标的选定上,近年来的研究呈现出从单纯的聚落物质空间形态分析向多维度、多要素的指标体系建立的发展趋势[10-15]。而在武陵山区的聚落景观研究上,现有研究侧重于对景观现象的描述[16-18],亟须对影响景观特征形成的因素与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因此,为厘清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特征,探究塑造其景观特征多样性的影响机制,本文以地理特征与民族构成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多尺度多层次的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分类体系,从区域与聚落2个尺度,解析地理与民族双重影响下的传统聚落景观特征的差异性,探索地理与民族要素对传统聚落景观特征生成的作用机制,以期整体性地理解民族杂居地带的传统聚落景观的多样性。
 
1  渝东南的地理格局与民族关系
 
1.1  山川深阻与水系孔道的地理格局

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的2个地理格局与民族关系
 
山脉与水系编织而成的空间结构奠定了传统聚落形成的基础[19],这一基础性作用在渝东南独特的自然条件下更为明显。首先,位于川鄂湘黔隆褶带上的渝东南地区处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交界线的武陵山区腹地[20](图1),具有以中山、槽谷为主,台地、丘陵散布的多样化地貌类型。

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的2个地理格局与民族关系

自西向东的武陵山、七曜山、大娄山等自然山脉将渝东南自西北向东南平行划分为三大区块,形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图2-1)。区块内部有平坝河谷,为原始农耕生产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环境,原始聚落在这一区域内自然生长与扩张,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区块之间山地环境复杂多样、变化多端,因此直接联系难度较大,客观地导致了区块之间的区隔,由此形成了溪蛮散布、溪峒深阻的早期社会空间格局。
 
渝东南传统聚落景观的2个地理格局与民族关系
 
然而,地理区块间的阻隔并非密不透风,自南向北流淌的乌江水系和自西向东流淌的沅水水系为各区块间的联系提供了可能。依托两大水系编织而成的水网成为渝东南内部往来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的孔道(图2-2)。历史上各阶段形成的川盐古道和驿路官道多依托乌江、沅水、清江的水运,并以各府县乡间密布的石板道山路作为补充,形成行销两湖地区和贵州等地的商贸线路[21]。
 
 
1.2  土苗杂居与湖广移民的民族构成
 
渝东南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郡县制与羁縻制相结合的政治统治模式下,并塑造了该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族群关系[22]。从土家族、汉族、苗族3个民族在改土归流前的族群地位来看,土家族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石柱、酉阳、秀山等土司管辖区内更具有绝对的优势,而苗族在这一时期相对处于劣势。

由于明清时期大规模的驱赶甚至镇压苗族的事件,使得幸存下来的苗族大部分迁往外地,少数隐居于山林间,逐渐演变成渝东南地区“四邻苗界,犬牙交错”“苗汉杂处”的族群分布格局。而汉民则主要是在宋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中心的南迁,以及明清时期流民入川垦荒的政策鼓励下进入渝东南,并在该地区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湖广移民。

他们大多聚集在商贸集镇、军民屯所或沿江河两岸,具有更加便利的商贸环境和先进的农耕技术。正是历史上土家族、汉族、苗族3个族群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过程,形成了渝东南地区“土家为主、汉苗散布”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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