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3.1 绿地空间感知因子聚类与识别
20世纪70年代起，环境心理学家提出自然景观能显著改善情绪和影响行为，其影响机制主要是自然环境信息透过感官交互作用的感知过滤形成感知物理属性，并通过审美偏好刺激情感反应，激发行为或功能[22-24]。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城市绿地对人类空间体验和日常行为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证实，城市绿地对行为和健康的影响基于一定的空间感知维度，已被发现的城市绿地空间感知属性可归纳为感知景观质量属性和感知使用属性两大类，其中，感知景观质量属性强调自然景观美学的普遍性和重要性[25]，涵盖复杂性、美观性、自然性、历史文化性、开敞性、安静性和物种多样性等指标[26]；感知使用属性强调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和管理功能，普遍针对绿地单元如社区绿地或邻里绿地，包括整洁性、公共设施数量、安全性、便利性、步行可达性、社会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等指标[27-29]。
然而，绿地空间感知对行为的影响普遍针对感知变量本身的影响效应，缺乏综合度量绿地感知维度的研究，并且较少实证分析将城市绿地、空间感知与个体行为三者关联化，揭示绿地客观空间质量、主观感知质量与行为响应的内在关系。本研究聚类绿地感知变量并结合因子分析，识别出感知质量、感知可接近性和感知可使用性3个感知因子，从3个维度表征个人对社区绿地的综合感知评价，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研究证实，城市绿地对行为和健康的影响基于一定的空间感知维度，已被发现的城市绿地空间感知属性可归纳为感知景观质量属性和感知使用属性两大类，其中，感知景观质量属性强调自然景观美学的普遍性和重要性[25]，涵盖复杂性、美观性、自然性、历史文化性、开敞性、安静性和物种多样性等指标[26]；感知使用属性强调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和管理功能，普遍针对绿地单元如社区绿地或邻里绿地，包括整洁性、公共设施数量、安全性、便利性、步行可达性、社会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等指标[27-29]。
然而，绿地空间感知对行为的影响普遍针对感知变量本身的影响效应，缺乏综合度量绿地感知维度的研究，并且较少实证分析将城市绿地、空间感知与个体行为三者关联化，揭示绿地客观空间质量、主观感知质量与行为响应的内在关系。本研究聚类绿地感知变量并结合因子分析，识别出感知质量、感知可接近性和感知可使用性3个感知因子，从3个维度表征个人对社区绿地的综合感知评价，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3.2 绿色暴露指数对空间感知和活动行为的影响
GVI和NDVI共同组成的平面空间到立面空间的绿色暴露指数，被认定为衡量三维感知绿量与人群健康关系的实用性有效度量指标。日本国土交通省开展的社会调查发现，当绿视率达到25%以上时，能给人以绿化较好和视觉较舒适的感受[30]；Aoki调研得出街道30%绿视率能产生良好景观效果的结论[31]；Jiang等发现压力恢复效果与绿视率之间呈“倒Ｕ形”关系，绿视率在24％~34％时压力恢复效果最佳[32]。
相较于GVI的准确测定，NDVI多采取四分位计算法，如居住在渥太华地区中高水平NDVI(0.50~0.60)邻里绿地的居民，其夏季休闲性体力活动时间更长[18]；据斯德哥尔摩绿地调查发现，NDVI上升1个四分位数的区域更有可能降低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水平，与NDVI降低 1个四分位数的区域呈相反趋势[33]。以上结论证明人类对中等水平GVI和NDVI的绿地偏好或敏感程度更高。
相较于GVI的准确测定，NDVI多采取四分位计算法，如居住在渥太华地区中高水平NDVI(0.50~0.60)邻里绿地的居民，其夏季休闲性体力活动时间更长[18]；据斯德哥尔摩绿地调查发现，NDVI上升1个四分位数的区域更有可能降低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水平，与NDVI降低 1个四分位数的区域呈相反趋势[33]。以上结论证明人类对中等水平GVI和NDVI的绿地偏好或敏感程度更高。
由本次调研数据发现，研究社区的绿地暴露指数与空间感知因子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中等水平GVI或NDVI的感知因子评价显著高于其他社区，其中，XLY(GVI=32.3%、NDVI=0.382)的空间感知因子评价最高。GVI和NDVI分别超过50%和0.50的社区其感知因子评价明显降低，这一结果与人类较为偏好和敏感的绿色暴露指数数值区间高度重合，证实人类偏好30%~50%GVI或0.30~0.50NDVI的社区绿地，而绿化程度过高的社区可能因为植被过于浓密和视野相互遮挡，负面影响3个感知因子。
此外，绿地暴露指数中GVI与活动行为同样存在“倒U形”关系，但NDVI与活动行为的关联不明显。研究证实，相较于其他感官感知，自然景观的总体结构、深度特性和场景类别等自然环境信息最先通过视觉感知交互作用，直接影响视觉感知属性与后续审美偏好，激发生物性适应行为形成快速情感反应过程[23]。因此，相较于二维空间植被覆盖评价指标NDVI，GVI作为绿色视觉指数因最迅速地反映绿地总体特性与空间感官体验，可能对社区绿地感知因子评价和活动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34]。
此外，绿地暴露指数中GVI与活动行为同样存在“倒U形”关系，但NDVI与活动行为的关联不明显。研究证实，相较于其他感官感知，自然景观的总体结构、深度特性和场景类别等自然环境信息最先通过视觉感知交互作用，直接影响视觉感知属性与后续审美偏好，激发生物性适应行为形成快速情感反应过程[23]。因此，相较于二维空间植被覆盖评价指标NDVI，GVI作为绿色视觉指数因最迅速地反映绿地总体特性与空间感官体验，可能对社区绿地感知因子评价和活动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34]。
3.3 绿色暴露指数与空间感知和活动行为的内在关系
本研究中绿色暴露指数与感知因子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系：一方面，感知因子对GVI的敏感程度明显高于NDVI，表明GVI可能对社区绿地空间感知评价和活动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加直接；另一方面，感知因子类别对绿色暴露指数GVI和NDVI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感知质量和感知可使用性对绿色暴露指数更加敏感，其中感知质量对GVI的关联程度最高，感知可使用性次之，感知可接近性最低。然而数据分析表明，感知可使用性与活动行为(活动频率和活动时间)的关联性最高，感知质量最低，3个感知因子之间存在自相关现象。
近年来，脑科学专家与人文地理学家发现，外界环境刺激情绪，情绪驱动行为，喜爱与恐惧作为人地关系中“趋利避害”的两大主导情感表达，其适应行为背后的脑机制构成了生物体适应环境的基本过程[35-36]。基于此，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暴露指数、感知因子与活动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内在感知关联路径，社区绿色暴露指数通过空间感知路径，即感知质量-感知可接近性-感知可使用性的中间作用影响居民活动行为，进一步说明了3个感知维度可能作为情感反应框架下审美偏好到认知利弊过程的中间反应因子，即社区绿色空间透过感知交互刺激景观质量偏好(自然环境层次)、景观可接近性偏好(自然环境与个人交互层次)与景观可使用性偏好(自然环境利弊认知层次)的反应过程影响主观认知与行为动机，最后做出行为响应。
近年来，脑科学专家与人文地理学家发现，外界环境刺激情绪，情绪驱动行为，喜爱与恐惧作为人地关系中“趋利避害”的两大主导情感表达，其适应行为背后的脑机制构成了生物体适应环境的基本过程[35-36]。基于此，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暴露指数、感知因子与活动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内在感知关联路径，社区绿色暴露指数通过空间感知路径，即感知质量-感知可接近性-感知可使用性的中间作用影响居民活动行为，进一步说明了3个感知维度可能作为情感反应框架下审美偏好到认知利弊过程的中间反应因子，即社区绿色空间透过感知交互刺激景观质量偏好(自然环境层次)、景观可接近性偏好(自然环境与个人交互层次)与景观可使用性偏好(自然环境利弊认知层次)的反应过程影响主观认知与行为动机，最后做出行为响应。
3.4 社区绿地空间感知与活动行为差异现象
空间度量绿色暴露指数与微观评价空间感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近年来被视为在城市绿地质量定性分析基础上建立定量研究框架的新方法。实证分析发现，绿地、体力活动行为与健康存在大量混杂影响因素，其内在关联空间格局需要针对特定尺度的场所[33]，因此，划定以居住地为基点的缓冲区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绿地质量对空间感知的影响，例如小区边界向外950m缓冲区的绿色视觉暴露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最大，绿地率的影响最小[9]；300m缓冲区的NDVI与降低超重率和增加户外体力活动概率有关[37]；1.6km缓冲区内绿地占比最低和最高的地区居民患肥胖的概率更高[28]；相较于800m邻域尺度，社区内更大面积的绿色空间可能更易阻止体力活动减少的趋势[34]。
以上结果表明，空间感知、活动行为与一定尺度下的绿度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居民和调查员普遍认为兴隆苑社区(XLY)和其他保障房社区的住房品质、绿化质量和公共设施数量均不如商品房和单位社区，但结果显示兴隆苑社区的感知因子评价最高，活动时间最多，并且保障房社区的感知因子评价和活动水平也普遍高于商品房和单位社区。探究其原因发现，一方面可能与保障房社区的绿色暴露指数处于中等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占地面积有关。
与以上文献中的空间尺度不同，本研究中的调研社区均为居住小区且存在内部活动行为边界，保障房社区占地面积大多小于10 000m2即缓冲区小于100m，因此，对于具有活动边界的社区绿地，较小占地面积可能对居民的空间体验与活动行为的影响更直接，而规模较大的社区绿地即使绿化水平适中，也并不一定能够提升空间感知偏好和促进体力活动参与。
以上结果表明，空间感知、活动行为与一定尺度下的绿度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居民和调查员普遍认为兴隆苑社区(XLY)和其他保障房社区的住房品质、绿化质量和公共设施数量均不如商品房和单位社区，但结果显示兴隆苑社区的感知因子评价最高，活动时间最多，并且保障房社区的感知因子评价和活动水平也普遍高于商品房和单位社区。探究其原因发现，一方面可能与保障房社区的绿色暴露指数处于中等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占地面积有关。
与以上文献中的空间尺度不同，本研究中的调研社区均为居住小区且存在内部活动行为边界，保障房社区占地面积大多小于10 000m2即缓冲区小于100m，因此，对于具有活动边界的社区绿地，较小占地面积可能对居民的空间体验与活动行为的影响更直接，而规模较大的社区绿地即使绿化水平适中，也并不一定能够提升空间感知偏好和促进体力活动参与。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控制性分析社区内部绿地空间特征和识别空间感知变量，揭示社区绿色暴露指数、主观空间感知评价与活动行为的内在关联。然而，结果分析尚未针对空间感知因子和绿地活动行为构建SEM结构方程模型以揭示感知影响路径，因此无法说明感知因子的具体作用和内在关系。另外，由于调查对象普遍为50~70岁的中老年人群，研究结论可能具有群体现象，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完善调研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