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人居环境演变评估结果研判

演变评估结果研判

 

 

对各城市18个指标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到地方性潜力-连通度-韧性的3项指数及其所处发展水平(表3)。

 

上海、南京、常州、宁波、杭州、湖州的地方性潜力处于较高发展水平，集中分布于沿长江和环杭州湾地带，在长期演变中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经济结构和集约化的土地开发模式。而徐州、扬州、连云港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其水平分异突出体现于客观资源可供度。城市间地方性连通度差异较大。上海的地方性连通度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宁波、南京、湖州处于较高发展水平。其空间使用效能高，城市内部经济扩散效益和规模收益较强，但同时地方性体系易走向过度连接和垄断。而扬州、连云港、常州、徐州、杭州地方性连通度较低，其空间结构松散，在发展过程中易造成资源浪费和流失。除徐州和连云港外，城市地方性韧性水平普遍较低，反映快速城镇化建设后区域人居地方性体系脆弱度较高，面临较大失衡风险。

 

 

依据3项地方性演变指数的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样本城市的人居地方性演变阶段识别和配位(图5)。

 

徐州、连云港处于集聚开发阶段，地方性韧性较高，失衡风险较低。但其地方性潜力和连通度水平低，土地资源利用低效，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低端工业效能不足，且乡村聚落分布稀疏，难以形成产业合力。此阶段城市应对城乡资源和承载力进行体系化评估，促进乡村土地集聚和人口集中居住，增强村庄联系以推动产业发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地方性潜力和连通度的提升；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中小企业加强管理，识别生态敏感区进行重点保护，降低快速建设对地方性韧性的损耗。

 

上海、南京、宁波、湖州处于稳定繁荣阶段。其地方性潜力和连通度处于区域最高水平，而地方性韧性水平较低，表明城市的人居环境建设已较为成熟，资源积累深厚、内部秩序稳定，但面临体系僵化、失衡风险，易受到干扰进入变化波动阶段。此阶段城市发展中应着重培养适合当地供需关系的新兴产业，为地方性体系引入新活力和新动态，避免长期定向积累导致的资源垄断和结构保护；在城市内部置入生态斑块和生态廊道，以提升地方生态韧性，降低人居地方性体系的失衡风险。

 

扬州、常州、杭州处于病态困境。其中，扬州3项指数均处于区域低发展水平。此类情况易发生于集聚开发阶段，因资源开发过度、经济持续低迷导致地方开发建设受阻，陷入病态困境。未来发展中应抓紧长三角一体化机遇，加快与周围大城市的互联互通建设，进而深化经济合作程度，吸纳苏南功能溢出。常州、杭州的地方性潜力处于区域较高水平，而地方性连通度和韧性较低。

当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到较高水平，地方政府主动进行更新重构并做出大幅度规划调控时，易出现此类情况。如杭州于2014年设富阳区、2017年设临安区、2019年设钱塘新区，以通过急剧外拓方式解决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但短期内的快速扩张将导致现有人居建设出现区域规划不协同、产业布局不合理、人口密度不均衡等问题。在未来较长时间的人居建设中需通过政府的精细化管控，提升城市结构紧密度和公众凝聚度，直至人居地方性体系恢复自发正向演进能力。

 

4结语

 

地方自然与人文因素、地方聚居者的感知应对以及地方空间与时间规划建设，三者是人居环境地方性的基本来源。回顾中国人居史[26]，生命、生存、生态“三生观，，主导了中国人与环境的发展，展现了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为标志的地方h}宣求。基于人类与环境互动关系模式口3」，本研究以人居地方性的体系及其动态演变为媒介，提出识别人居环境地方性演进规律及其酬七评估的理论方法。

相比集中于单一维度及保护主导的地方性研究，本文全面涵盖人类主体和环境客体双方，进一步完善了人居科学中地方性研究的多维视角;聚焦人与自然互动过程，力求“主客合一”，提出创立了主客动态藕合的人居环境地方性理论思想及体系;构建人居地方h}体系动态演变周期模型和演变评估框架，在长三角地区首次运用此思想方法进行定量平估，打破了地方性保护和发展的二元对立，#T7现代化语境下的转译重构，以期推动人居环境建设高质戮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