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化构建

长江三角洲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化构建及其演变评估

 

摘要：面对人与自然关系动态演变的长三角地区，以人居环境地方性为线索予以识别、分析和评估，有助于解析人居环境这一复杂体系的运转规律与协同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构建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及其演变周期模型；建立主客观结合的人居环境地方性“潜力-连通度-韧性”演变评估框架，以识别样本城市人居环境地方性的演变表征、演变阶段和发展趋势，提出优化策略。

 

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性韧性整体较低，各城市全域的地方性潜力、连通度分异明显；就人居环境地方性演变阶段而论，各地区分别处于失衡风险较低、发展不足的集聚开发阶段，僵化及失衡风险较高、发展成熟的稳定繁荣阶段，以及因经济持续低迷或政府主动开展超限度更新导致的病态困境。

 

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都从各自角度对“地方”和“地方性”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其中，人文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主要关注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聚焦于地方依恋和地方感[1]、社会纽带和文化认同[2]、地方性知识[3]以及人类行为与地方的互动机制[4]等。自然地理学、风景园林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主要关注地方本身的物质和空间属性，致力于自然地域特征[5]、传统聚落景观风貌[6]等物理以及区位[7]、尺度[8]等空间地方特性。但双方结合，以改善人类环境生存、地方发展为总目标，从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包括积极适应、保护与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迄今为止，对于地方性的规律、作用认识仍不够充分。

为此，以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为背景，从“宜居城乡地方性景观”切入，基于所提出的景观感应理论，融入适应性循环理论，对于人居环境地方性(以下简称“人居地方性”)的源头和动态发展规律开展了初步探究，对于人居环境地方性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互动的源头，景观感应理论论证了地方性从人类生命个体到群体的环境感受、认知、应对，及其对于人居环境的能量接受、信息认知、时空应对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人居环境地方性动态发展的属性来源，适应性理论是解释人地系统运行周期的核心理论之一，强调系统整体随环境变化而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特性，这种能力推动着地方人居环境随外界变化发生相应的动态演化[9]，受地域分异影响，积累形成地方的自然特质和社会特性。本文旨在聚焦地方性形成的人类主观动因，借鉴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人居地方性的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包括：

 

1)人居环境地方性因素的识别、保护和提升；

 

2)人居地方性体系化建构和演变评估；

 

3)长三角地区人居地方性的演变阶段分析和发展趋势评估，提出未来规划调控策略。

 

1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化构建

 

 

以生态学、考古学、地理学、农业等领域对于人居环境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为背景，人居环境起源于史前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感受、认知和应对。根据区域可提供的农业潜力、自然资源、防御优势以及人类获取的气候、水文、农牧等知识，形成与环境条件高度适应的聚落地理分布[10-11]。在农业经济基础上，聚落社会文化得到发展，所获取的能量与信息愈加丰富，并据此对聚居环境进行创造与提升。农业集约化、多样化与人口增长、聚落扩张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区域特色的人类聚居模式[12]。

 

在此过程中，人类通过景观感应，不断进行自然人文资源的能量获取、生命繁衍知识的信息传递与人类生存环境的时空创造[13]，从而形成具有人类生命烙印的“地方”。它将人类的自我、社群与大地宇宙景观连接在一起，成为人类生命个体如何与世界连接和世界如何与每一个个体连接的“阀阈”。人居环境地方性是一定空间范围内人类主体与环境客体长期相互作用积累而成，是地方客观环境特性、主观感应特性和人类生命与当地联结的关系。

 

1.2人居环境地方性的生命元素

 

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人之主观与自然之客观综合作用的复杂适应体系，人类是这一生命体系的主导者。人文地理学聚焦人地互动关系，而环境行为学和景观心理物理学派强调人与环境的“刺激-反应”关系。在此互动过程中，人通过身体感官对地方环境信息进行直观、被动的松散感受，后由心智加工形成理性认知。地方居民共通的个人体验汇集成为集体感知，于地方社群中建构出特有的情感依恋、文化认知、审美偏好等群体意识，形成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14]，并通过人的行为得以表征，形成物质空间中特异的行为应对。人类主体的感受、认知、应对推动了人居环境的适应和营造，形成了具有生命特征的地方和地方性。神经科学关于人类身体感知外界信号并通过神经中枢控制行为的研究有效支撑了此论述[15-16]。因此，可以将“直觉感受”“理性认知”“行为应对”作为人居地方性的3个生命元素。

 

在特定的地域，人居环境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决定了人居环境的客观地方属性。自然环境要素造成人居环境的地方分化，推动人类社会边界的产生，形成多样性和特异性的人类社群[17-18]。自然环境和人类社群共同决定地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而影响聚落建设和景观营造[6]。同时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此基础上地方的思想、政治等上层建筑得以构建[19]，形成地方特有的文化特性和制度特征。因此，推动自然和人文地域分异的此类自然环境、人类社群、生产方式、聚落营造、制度思想要素，是人居环境地方性的客观表征，是支撑地方性存在的客体元素。

 

 

人居环境地方性的主客体元素在嵌套的时空尺度上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促使人居环境地方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发展更新，形成地域特征。在生命元素耦合协调的过程中，产生了空间异质和时间有别的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其由人类主体的主观内在体系和环境客体的客观外在体系组成。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化的主体以3个生命元素为基本框架，包含感受-认知-应对的多级因素要素；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的客体以人居环境的五元素——人、境、业、居、制为架构。主体与客体耦合互动，人类感受环境能量、认知环境信息，对地方人居环境进行保护、更新、营造等有意的应对，主客互动，往复循环，形成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的动态运转机制(图1)。

 

 

研究演变目的在于识别、保护和提升地方性因素。正是这些因素推动着人居环境地方性体系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持续正向演进，进而人类可以在各演变阶段提出适应的规划调控，推动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

 

1.4.1演变阶段

 

依据适应性循环理论，复杂系统在潜力、连通度、韧性3种特征属性的交互驱动下，将沿着开发、保护、释放、重组4个阶段进行周期性循环，若系统韧性过低将陷入困境[9]。根据人居建设发展特征，可进行人居环境地方性演变阶段划分。演变中，人类主体对环境进行适应和应对，一方面，促使人居地方性客体的集聚发展，形成地方性景观与空间结构紧密化，促进地方性潜力积攒、连通度提升；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和社会结构固化将导致地方性韧性降低与活力丧失。

 

当地方性潜力和连通度发展到较高水平，体系进入稳定繁荣阶段，人居环境变迁较小，趋于稳态。地方内部连接更加固化，导致地方性韧性持续降低、干扰因素影响增强。当干扰强度超过阈值时，体系将变化波动，出现新问题和新机遇，地方性连通度下降。随后迅速进入重构阶段，体系能动地应对外界干扰与内部变化，寻求建立新秩序。人居地方性体系的演变过程沿集聚开发、稳定繁荣、变化波动、重构再兴4个阶段周期性循环，若循环过程中体系演进不当，3种属性关系失衡，则将脱离循环，走入困境。

 

 

1.4.2演变周期

 

人居地方性体系这一主客互动适应系统，存在多种被不同阈值分割的相对平衡状态，其演变过程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嵌套的自适应循环周期[9]。体系在各循环周期中的时间维度及尺度规模并不均等，根据其自身的发展水平、空间特点、时代背景等而有所变化。存在长时间维度、变化较慢的长周期和嵌套于其中的时长短、变速高的小周期。农业文明时期因生产力水平较低，体系变化较为缓慢，循环周期较长。以长三角地方性演变为例，根据有关研究[20-22]，其演变以水为线索可划分为五大周期：

 

1)因水定居：史前时期，根据自然环境及水资源分布选址定居，聚落呈点状分布；

 

2)依水筑城：先秦时期，随农业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以太湖为中心的城市群和城邑文明；

 

3)城水相融：秦汉至魏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地方政权开展多方面的人居建设，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初步形成水路连接的城市体系和寄情山水、崇尚隐逸的士人文化；

 

4)农水兴盛：隋唐宋时期，农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商品经济也空前繁荣，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形成以太湖、长江、大运河为圈层轴线、沿水聚集的城镇体系；

 

5)水网成型：元明清时期，城镇化发展定型，城乡分化，形成成熟的江南城镇水乡网络格局，产生了独特的景观风貌和地域文化。其中每个大周期内部均嵌套有若干个小循环周期。

 

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大幅提升，长三角地区人居地方性体系变化加速。随着近代铁路交通和城市扩展，水系的运输功能弱化、变水为陆、水生态恶化，人、地、水关系快速改变。21世纪的快速城镇建设和气候变化使之改变加速，进一步缩短了人居地方性体系的演变周期。参考适应性循环理论的阶段特征[9]，人居地方性体系在变化波动阶段会出现元素和要素变化率的多种显著改变。

 

以土地利用变化作为关键性变量初步判断区域小循环周期的划分：2001—2019年长三角区域层面土地利用变化率显著改变时期是2002—2003和2012—2013年，此期长三角整体的水田面积占比、绿地面积占比、水体面积占比均呈下降趋势且变化率显著增大，可识别为2个演变周期的变化波动阶段。据此推断，当前长三角人居地方性演变小周期为10年左右，且2014—2019年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处于前一循环周期的变化波动阶段结束到下一周期的变化波动阶段开始之间。

 

由演进阶段及周期分析，可以构建人居地方性体系的演变周期模型(图2)。人居地方性演变存在4个正向循环阶段以及负向病态困境，正向循环中地方性潜力即体系内在资源逐步积累，后一个循环周期在前一个的基础上递进发展，推动体系在长时序演变中动态螺旋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