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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公共绿地情感增效的3个结果与分析

日期:2023-08-09 09:26:29     作者:申纪泽    浏览:0    
核心提示:深入分析以上结果,途径1的增效单位仅为活动主体且对活动发起形式存在较高要求,但绿地使用机会的减少本身就会减少部分亲密型、高强度活动的发生,即便亲密型、高强度活动得以发生,也可能因社会经济属性等活动主体个人因素的影响带来不稳定的增效结果。
 情感增效的结果与分析
 
3.1途径的增效能力比较

小型公共绿地情感增效的3个结果与分析
 
CATREG与Two-wayAnova模型结果如表3和图2所示,分析可知:模型1到模型4的可解释性依次上升,而社会经济属性相关性系数依次下降。即途径1到途径3的情感增效能力依次增强,提升空间可供性相较于其他2条途径能更好地促成情感增效。活动发起形式与情感增效关联的稳定性较弱,高情感增效结果②并非仅发生于亲密模式、高强度类型活动中;社会联系性与情感增效关联的稳定性较强,但仅有“高集聚+高参与”才能达到高情感效能;空间可供性与情感增效关联的稳定性较社会联系性更强,且空间专属性与感知适宜性能通过互补机制实现情感效能越级。如“高感知适宜+非低空间专属”能达到高情感效能,“中低感知适宜+中高及以上空间专属”能达到中高情感效能,但“高感知适宜”无法补偿“低空间专属”,“高空间专属”无法补偿“低感知适宜”,这说明互补机制仅在潜在可供能力与现实可供结果相对平衡时才会出现。

小型公共绿地情感增效的3个结果与分析
 
深入分析以上结果,途径1的增效单位仅为活动主体且对活动发起形式存在较高要求,但绿地使用机会的减少本身就会减少部分亲密型、高强度活动的发生,即便亲密型、高强度活动得以发生,也可能因社会经济属性等活动主体个人因素的影响带来不稳定的增效结果。途径2的增效单位虽扩展为由活动主体与同伴构成的社群,对活动发起形式的要求有所降低,但伴随大规模、高参与程度活动而来的群间干扰依然难以避免,这不利于情感增效。而途径3的增效单位为环境、同伴与活动主体彼此紧密联结构成的行为情境,能突破活动发起形式限制,并有效避免互斥活动群间干扰,是实现情感增效目标更为理想的途径。
 
3.2空间的增效组态提炼
 
研究将提炼促成高、低情感增效结果的正、负空间组态,并明确组态所属的主导增效途径。单一条件必要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情感效能伴随样本单元中没有水体(0.911),低情感效能伴随样本单元中没有游乐设施(0.979)。去除水体有利于其他空间要素灵活布局,这是实现高情感增效结果的有利基础;去除游乐设施削弱了空间游憩功能与视觉焦点特征,这是导致低情感增效结果的原因之一。
 
3.2.1正向促进组态
 
剔除水体高于50%分位数(0.14)的案例后,进行高情感效能的组态充分性分析,可得“整阔场地型”“植被层次型”“趣味场景型”“乔木设施型”4类正向促进组态(表4)。身处此4类组态中,87.3%的受测者具有高情感效能,这些受测者占所有高情感效能受测者的40.9%。在整阔场地型组态中,较少的植被、活动设施与较低的可达难度使得空间适于开展公共集聚类活动,充足座椅能满足公共集聚过程中的休息需求;在植被层次型组态中,少量层次丰富的植被、座椅与花架亭廊或大量层次均一的乔木、较高的可达难度均能稳定支持中小群体休闲赏景活动;趣味场景型组态与乔木设施型组态分别有利于小群体开展追逐嬉戏、设施健身等游憩性与体验感强的活动。
 
Rodrigues与孙雅文等的研究能分别支持整阔场地型与植被层次型组态。Rodrigues认为公共团体在室外环境中具有集聚倾向,结构清晰、形态规整的硬质场地能较好地支持这一倾向[17];孙雅文提出少量、层次丰富与大量、层次均一的绿化形式会分别通过外向(寻求对外联系)与内向(自我感知调节)2种方式来强化积极情感[18];趣味场景型组态的核心构成要素为游乐设施,游乐设施是英国小型公共绿地的必配项目,绿地规模决定了具体配建方式(融入活动场地、设专项游乐区、按年龄段细分游乐区),《深圳市社区公园建设标准》提出,游乐区应隔绝噪声、避开强风袭扰并方便成人监护;乔木设施型组态和赵晓龙[19]与宋聚生[20]等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总之,各正向促进组态能较为明确地反映行为情境特征,清晰刻画“环境-同伴-活动主体”三元联结过程中活动者“公共集聚”“休闲赏景”“游憩体验”等心理与行为特点。
 
3.2.2负向抑制组态
 
剔除游乐设施高于50%分位数(0.23)的案例后,进行低情感效能的组态充分性分析,可得“灌草不规整型”“无序场地型”“高可达难度型”3类负向抑制组态(表5)。身处此3类组态中,89.4%的受测者具有低情感效能,这些受测者占所有低情感效能受测者的35.3%。在灌草不规整型组态中,不规整起伏场地、大量灌草与多样植物种类、零散健身设施共同导致了活动的无序性;无序场地型组态以不规整或起伏场地为主要特征,此类场景虽具备一定的自然趣味感,但由于缺乏能聚人的关键空间要素,自然趣味感会很快被消磨殆尽;高可达难度型组态具有较高可达难度而又缺乏充足的植被量或活动设施与之配合,情感效能不尽如人意。
 
以上结果可在郭庭鸿与Moulay等的研究中得到部分解释。郭庭鸿发现灌草量、地形起伏性、场地不规整性等自然特征与在地交往活动动机呈负相关关系,但他提出不能简单地认为在地交往活动者本身反感自然特征场地,有可能是当满足交往活动需求与个人体验需求的绿地空间环境特征相左时,活动主体会优先选择满足交往活动需求的环境队Moulay等认为场地可达难度的提升伴随而来的是行为情境认知偏差,这会阻碍“环境一同伴一活动主体”三元联结的建构口。总之,各负向抑制组态反映行为情境特征的能力较弱,较难清晰刻画活动主体在三元联结建构过程中的具体心理与行为特点。
 
 
3.3代表性空间单元优化

小型公共绿地情感增效

小型公共绿地情感增效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所得线索,遵循小型公共绿地建设与更新原则(绿地支持活动总量不减,从空间可供途径出发进行优化,具有高情感效能单元作为对标),研究对代表性空间单元提出优化策略(图3)。
 
4不足与展望
 
对小样本绿地的实地调查难免存在个案性与测量误差,这会削弱增效途径识别的准确性与空间组态提炼的全面性,后续应借助现代数字技术更精准地获取在地交往活动特征,同时扩大绿地样本量,以提升结论的可推广性。世卫组织曾预言来来30年70%的世界人口将居住于城市。充满压力的工作状态与持续的居家隔离生活将带给更多城市人急躁、愤怒、孤独等负面情绪,而绿地日常使用机会仍在减少,因此以提升“健康效率”为目的的研究势在必行。未来有必要强化包括在地交往活动在内的“绿色空间如何影响健康效率”机制研究,以推动城市绿地的精细化设计与人性化管理。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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