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发展完善还是发展中的城市系统，都面临着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转型，包括工业生产场地的停摆和废弃。通常，将这些场地称为“棕地”，也就是“废弃后的未利用场地，是（工业）生产使用后受影响的土地，可能存在实际污染问题，主要（出现）在城市发达地区，需要采取干预措施，修复后可重新利用”[4]。历经过去几十年在文化和实践上的发展，棕地场地的回收与再利用已经从原本单纯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功能替换转变为如今的跨学科规划与设计挑战，从而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从城市到区域的更新过程奠定了基础。
废旧工业场地的转型是当代城市更新的关键环节，尤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为城市回收已利用土地提供了支持，间接遏制了城市化高密度区域的土地浪费[5]；其次，它通过吸引新的社会群体和活动以及重塑地方特征，促进衰败城市街区和后工业社区的社会经济振兴[6]。
废旧工业场地的转型是当代城市更新的关键环节，尤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为城市回收已利用土地提供了支持，间接遏制了城市化高密度区域的土地浪费[5]；其次，它通过吸引新的社会群体和活动以及重塑地方特征，促进衰败城市街区和后工业社区的社会经济振兴[6]。
棕地转型在物理空间和措施效果方面的差异不只体现在规模上，更多体现在对场地的干预改造强度和时间跨度上。通过研究以往棕地开发与再利用的案例，可以大致将其分为集中式和扩展式两类转型方法[2]。前者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功能上都强调更加快速、彻底、“固定的”变化，后者则强调更为缓慢，微妙、渐进式的场地转变。通常，集中式转型方法主要是由市场化的常规建造与更新策略驱动，变化的对象多是建筑空间；而扩展式转型方法关注的是大范围的场地，在有限的市场化影响下，侧重于开放空间和生态干预措施。
集中式方法强调的是建筑空间的回收和再利用，保留并塑造棕地场地的痕迹。此类方法相对较为成熟，自提出以来经常应用于街区更新尺度、场地转型尺度以及单体建筑改建尺度等各种不同条件下的规划实践中，并不断完善。集中式棕地转型文化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早期的城市更新措施，后来推广到西欧国家和其他地区。尤其是城市援助计划（1966 年）、利物浦内城更新举措 （1977 年）和专门成立城市发展公司（1980 年）等相继颁布的政策措施，旨在吸引私人投资方参与复杂又耗资巨大的城市更新过程，在社会经济方面振兴衰落的内部城区和码头[7]。
同时，英国遗产信托基金还引入了保护区合作组织，将其作为一种邻里社区更新的资助形式，用于保护和判定包括工业遗产在内的当地具有历史遗产价值的建筑和城市结构，并纳入城市发展计划中。遗产保护联盟与城市更新计划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都广泛认可将工业遗迹作为“新遗产”[8]，从而驱动城市更新[9]的价值。许多正在收缩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都灵、毕尔巴鄂和坦佩雷等已经证明，保护工业遗产是城市大规模更新的强大驱动力。
另外，包容工业遗迹的方法也促使“社会大众”对城市更新中的遗产概念有了更为宽广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知名的建筑物，而更加注重接受和保护藉藉无名的普遍性工业结构。之后，废旧工业场地的集中式转型方法发展出了新的适应性再利用策略，保护废旧工业空间的历史、美学和环境氛围特点的同时，提供符合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所需的新用途，构建起新系统和符号语言与场地原有特征之间的联系[1]。
同时，英国遗产信托基金还引入了保护区合作组织，将其作为一种邻里社区更新的资助形式，用于保护和判定包括工业遗产在内的当地具有历史遗产价值的建筑和城市结构，并纳入城市发展计划中。遗产保护联盟与城市更新计划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都广泛认可将工业遗迹作为“新遗产”[8]，从而驱动城市更新[9]的价值。许多正在收缩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都灵、毕尔巴鄂和坦佩雷等已经证明，保护工业遗产是城市大规模更新的强大驱动力。
另外，包容工业遗迹的方法也促使“社会大众”对城市更新中的遗产概念有了更为宽广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知名的建筑物，而更加注重接受和保护藉藉无名的普遍性工业结构。之后，废旧工业场地的集中式转型方法发展出了新的适应性再利用策略，保护废旧工业空间的历史、美学和环境氛围特点的同时，提供符合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所需的新用途，构建起新系统和符号语言与场地原有特征之间的联系[1]。
从此，适应性再利用成为城市更新的成功代表，无论是单一建筑还是大尺度的场地转型都有著名的案例，例如伦敦国王十字车站（London’sKing Cross）、 维 也 纳 储 气 罐 （ Vienna’ sGasometers）、奥斯陆的阿克尔码头（Oslo’sAker Brygge）、 塔 林 市 罗 特 曼 区 （ Tallinn’ sRotermann Quarter）和苏黎世的埃舍尔维斯工业区（Zurich’s Escher Wyss/Industriequartier）
除了以建筑物为导向的转型方法之外，城市更新还有赖于以自然为基础的扩展式转型策略。这类转型方式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德国和欧洲中部地区，随着棕地的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生态学思想逐渐兴起，特别是城市生态学研究领域的出现与发展。原东德收缩城市和更加去工业化的西德鲁尔区都成为另一种城市及地区更新的实验地，探讨人类对景观的控制并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1989—1999 年，鲁尔区成为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 （ Emscher Park, 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IBA）框架下的区域更新先锋实验舞台。在卡尔·甘瑟（Karl Ganser）的引领下，从生态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性角度重新阐释了废旧的后工业景观，创新地完成了 8 000 hm2 废弃污染工业场地的“扩展式”转型挑战[10-11]。
这些棕地的再开发受阻原因主要是地区经济停滞与房地产市场低迷，再加上环境破坏、社会经济等区域性结构化困境，形成了一种以工业场地现状为基础的“零增长转型模式”[12]。 “生态-文化”新转型方法的宗旨是认可并欣赏自发性的生态发展，是一种能与传统工业遗产保护和适应性利用并存的更新驱动力[13]。此后，许多风景园林师和城市生态学家都有着类似的解读，强调城市剩余空间和棕地的野生自然化过程在生态、文化和美学方面的潜力，使这一方法成为当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影响深远的示范性转型方法。
这类基于后工业生态学的扩展式转型策略，尤其适用于问题突出的环境，例如德国下卢萨蒂亚地区 （ Lower Lusatia， 2000—2010 年 IBA 的 Fürst-Pückler-Land 项目所在地）、法国加来海峡地区（Pas-de-Calais）、荷兰与比利时的林堡地区（Limburg）等去工业化采矿区；也适用于收缩城市或多孔城市，比如柏林市“典型的”舍讷贝格区南部（Sch?neberger Südgel?nde）和实施“穿孔”策略的莱比锡（Leipzig）。
1989—1999 年，鲁尔区成为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 （ Emscher Park, 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IBA）框架下的区域更新先锋实验舞台。在卡尔·甘瑟（Karl Ganser）的引领下，从生态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性角度重新阐释了废旧的后工业景观，创新地完成了 8 000 hm2 废弃污染工业场地的“扩展式”转型挑战[10-11]。
这些棕地的再开发受阻原因主要是地区经济停滞与房地产市场低迷，再加上环境破坏、社会经济等区域性结构化困境，形成了一种以工业场地现状为基础的“零增长转型模式”[12]。 “生态-文化”新转型方法的宗旨是认可并欣赏自发性的生态发展，是一种能与传统工业遗产保护和适应性利用并存的更新驱动力[13]。此后，许多风景园林师和城市生态学家都有着类似的解读，强调城市剩余空间和棕地的野生自然化过程在生态、文化和美学方面的潜力，使这一方法成为当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影响深远的示范性转型方法。
这类基于后工业生态学的扩展式转型策略，尤其适用于问题突出的环境，例如德国下卢萨蒂亚地区 （ Lower Lusatia， 2000—2010 年 IBA 的 Fürst-Pückler-Land 项目所在地）、法国加来海峡地区（Pas-de-Calais）、荷兰与比利时的林堡地区（Limburg）等去工业化采矿区；也适用于收缩城市或多孔城市，比如柏林市“典型的”舍讷贝格区南部（Sch?neberger Südgel?nde）和实施“穿孔”策略的莱比锡（Leipz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