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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京徐氏东园的3个研究进展与复原依据

日期:2023-09-23 16:15:25     作者:张文正    浏览:0    
核心提示:东园复原的基础资料是王世贞的《诸园记》和文徵明的《东园图》,其创作者都是从园内看东园,对园林的整体形貌、边界难以把握,故笔者试图从东园周边城市环境的历史资料着手。陈作霖的《东城志略》记录了东园周边的长桥、
诗画雅游——明代南京徐氏东园平面复原考析
 
摘要:徐氏东园是明中后期南京最负盛名的园林之一,其从农作园到山水园的转变过程体现了江南地区园林发展的趋势。因史料不足,既有研究深度与其历史地位不匹配。对既有史料深入发掘,对园记、园林绘画、地方图志等诸多史料信息加以识别、关联梳理,尝试划定东园边界,结合东园主人交游者的园林诗,从中提取造景要素与意向,对全盛时的东园平面展开考证和复原。

研究表明,东园边界由长桥、苑家桥、小运河、马家桥、茉莉园限定,园中一鉴堂有二层、朝向东南;东园造景要素丰富,有华堂丽亭、奇花异木、峰洞石林、溪池瀑泉;园林营建采用自然化的理水方式、堂台组合的构景手法;载诗载画的文人雅集使东园成为明中后期南京重要的文化空间。通过考证,为徐氏家族园林集群的研究进行了史料补充,以期为类似研究提供参考。
 
明代南京徐氏东园又称“太傅园”,为魏国公徐达后人之别业园。据《正德江宁县志》载:“永乐间,仁孝圣后赐其家为蔬圃。”[1]东园初始只是菜园,其第一次大规模造园活动是在正德三年(1508年),“东园公子天赐,遂拓其西偏为堂,曰心远。又购四方奇石于堂后,叠山凿渠,引水间山曲中,乃建亭阁,环杂山上,下通以竹径,其幽邃,为金陵池馆胜处”[1],筑堂、叠山、引水、植竹,此时东园已然成为真正的园林。徐天赐成为东园主人之后,“能文章,喜宾客,素以造园为乐”,常“招名流啸咏其中”,饮酒作诗,探幽赏景,著《东园雅集诗》[2]。

明代南京徐氏东园的3个研究进展与复原依据

之后,徐天赐“授其子指挥缵勋”,徐缵勋对东园继续营建,江南文坛领袖王世贞曾于1588—1589年两次游赏东园[3]。正德至万历年间,东园历经营建、扩张以致兴盛。万历之后,随着徐氏家族衰败,东园被拆售,明末韩氏园中二丈之高的石山中峰便是“从徐氏东园购得”[4]。清代之后东园渐渐四分五裂,其内混有茶社、酒肆、菜园,还有文人及官僚别业。道光三年(1823年)的大洪涝使其“屋宇倾颓,花木凋谢”[5]。经过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多次修建,现已成为白鹭洲公园[6](图1),其面貌与明后期王世贞记述之景相差甚远。
 
 
明中后期的东园在南京地位极高。其一,徐氏家族园林的兴建推动了明中期园林复兴,其中东园的营建较早、规格最高,见证了时代的兴盛,此后,南京园林兴建如雨后春笋[7-9]。其二,造园名家给予东园高度评价。自称“癖迂”(迂诞古怪)的弇山园主人王世贞在《游金陵诸园记》(简称《诸园记》)中将东园排序为南京诸园第一,称其“最大而雄爽”“壮丽为诸园甲”[3];在南京诸园中,他只将东园和西园列入《古今名园墅编序》,理由为“金陵士大夫无不称东西园者”[10]。其三,园主人声望极高,赞助了诸多文人活动,因与权贵、布衣同乐而被称颂[11]。东园作为明中后期江南园林发展变迁,园林营建方法与观念转变、成熟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1研究进展与复原依据
 
1.1既有研究之不足
 
明代南京徐氏东园的3个研究进展与复原依据
迄今为止,对东园的考证研究为数不多,暂未有较权威的复原结果。周维权(2008年)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中依据王世贞《诸园记》的记述对东园平面进行了简单设想(图2)[12],但未考虑园林规模及其与南京城墙的方位关系;顾凯(2010年)在《明代江南园林研究》中依据文徵明《东园图》①绘制了心远堂一带空间关系草图[13],但未窥东园全盛时的面貌;张青萍等(2019年)结合《诸园记》与《东园图》尝试复原,主要权衡了空间布局,是目前相对完整的复原研究[14],但所参考史料较少,忽视了园林边界形态,也未考证植物等要素;此外,胡恒(2016年)猜测明代画家吴彬的《结夏》所绘即东园局部[15],但未尝试展开完整的复原工作,且其可靠性仍需进一步推敲。

明代南京徐氏东园的3个研究进展与复原依据

就复原资料而言,本研究以上述研究主要采用的《诸园记》与《东园图》作为复原的基础资料;就复原方法而言,图文互证方式值得借鉴;就复原结果而言,顾凯、张青萍等对心远堂一带的复原结果可供参考。不足之处在于,既有研究对园林空间复原深度较浅(缺乏造景要素的考证、园林边界形态模糊、尺度不准等),
其原因主要是资料缺乏,对史料发掘不深入。
 
可见,东园的复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其历史地位不匹配。因此,更多的史料有待挖掘,更深入的研究有待开展。
 
1.2新的复原依据
 
东园复原的基础资料是王世贞的《诸园记》和文徵明的《东园图》,其创作者都是从园内看东园,对园林的整体形貌、边界难以把握,故笔者试图从东园周边城市环境的历史资料着手。陈作霖的《东城志略》记录了东园周边的长桥、长塘、教坊司、鹫峰寺等与东园的方位关系[16];陆寿柏所绘《长桥艳赏》图描绘了长桥周边包括东园局部在内的景象[17];1668年高岑所绘《长桥》图更新了该处景象[18]。
 
笔者根据二图所绘东园内景象,并结合吴应箕《留都见闻录》[19]、金鳌《金陵待征录》[19]、王世贞《诸园记》中的记述来推断东园北部空间关系;对周边环境的地理方位依据《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②进行校正。此外,未被明确记载的园林造景要素(植物、水体、山石等),通过交游者对东园景观具体描述的诗作中提取;园林建筑尺度主要借鉴童寯的《江南园林志》[20]。综上,复原资料主要包括园林绘画、地方图志、园林诗及其他著述(表1)。
 
1.3图与记的可靠性辨析
 
《诸园记》是王世贞亲自参观东园、以游观视角所作,真实可靠。文徵明《东园图》描绘了徐天赐时期的东园景观[31]。据陈沂《太府园宴游记》①所附诸公之名中并无文徵明,但文徵明在1522、1527、1530年都曾去过南京[32],晚年作诗《别东园》(1554年),“我别东园三十年”[33]说明他去过东园,可断定《东园图》非凭空创作,故此图有参考价值。《长桥艳赏》《长桥》都描绘了东园北部一隅,前图作者陆寿柏“躬历其境”[17],创作时间与王世贞作《诸园记》时间相近,具有可靠性;高岑亦在南京活跃,《长桥》是基于陆寿柏作品的再创作[18],与前图互相验证,故而可靠。
 
吴彬《结夏》中建筑与丹桥的方位关系与王世贞《诸园记》中描述相左,且主建筑后方山体、左侧回廊与其他史料信息不统一,故不作为此次复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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