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之道天人合一
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在《说卦》篇中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即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之道。《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7]82”人在万物当中，最有灵性，确立了人的地位。
1.1阴阳五行象天法地
老子《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35-36”遵从万物本身的规律，不勉力强求。
《易经》用太极图描绘了宇宙模式的图样：阴阳、八卦；古代哲人还将触角伸向物质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组成成分，并归纳、抽绎出金、木、水、火、土5种基本元素，即“五行”；古人对星空的观察，产生了“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之说；对中国的地形特征也作了古人自己的解释。《列子·汤问篇》曰：“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9]”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希望最高统治者成为道德的中心时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0]61”北辰就是北极。
处在北半球的中国，受阳面为南，南向采光；《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11]334”确立了面南为尊。
《礼记·曲礼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位神的观念就已经很明确：“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12]84”古人将分布于黄道附近一周天的28个星宿每一方的七宿星联系起来想象成4种动物形象，镇守四方，称为“四象”：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组成了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空中社会，成为中国宫苑“象天”的范本。
秦汉宫苑即以“天宫”为蓝本。号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便以天界作为理想的宇宙模式再现于宫苑中。《三辅皇图·咸阳故城》记载，筑咸阳宫(信宫亦称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13]。
颐和园排云门前牌楼题额“星拱瑶枢”，众星拱卫着北极星。仁寿殿对联称：“星朗紫宸明辉腾北斗；日临黄道暖景测南荣。”将皇帝办公之地称为星光照耀的帝宫，北斗星亦为帝王象征，《星经》称：“北斗星谓之七政……齐七政，斗为人君号令之主。[14]”
《礼记·王制》谓“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2]359，于是形成了五方、“天下”与“四海”的格局。这个华夷五方相配而又都统一于“天子”的政治模式，是从春秋开始到战国发展完成的。
皇帝都有“君临天下”、囊括四海、包举宇内之心，在盛清时期我国最大的皇家宫苑避暑山庄中表现无遗：“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15]”(清张廷玉《恭跋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后》)避暑山庄的地形地貌恰如中国的版图缩影。
苏州“耦园”以夫妇“耦耕”为主题，遵循五行、四象的环境构图，又处处体现阴阳相对、阴阳相融的空间构图，将爱情融入建筑、山水、花木等物质元素之中，成为写在地上的爱情诗。
1.2人与天调天地之美生
《管子·五行》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16]309”
人类的生产、生活要与自然界的阴阳时序保持协调，然后自然界才会有美好的事物产生。要达到天人和谐，必须尊重“天”，即自然规律，人类要戒奢，不可过度向自然索取，如此，方能建立起人与万物之间互利共生、相互依存、融合无间的和谐关系。
《逸周书·文传解》：“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17]113”
《孟子·梁惠王上》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生无憾，王道之始也。[18]54-55”
《诗经·大雅·行苇》：“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19]427”对刚刚出生的娇嫩的行苇，不要放牛羊去践踏，以保护正在生长的植物。
夏商周三代都制定过保护环境的法规。
夏有“禹之禁”。《逸周书·大聚解》记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17]191”
商立“弃灰之法”，西周颁布了《代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20]”
中国园林用茅茨土阶为建筑材料，“危楼跨水，高阁依云”[21]，或面山，绿映朱栏，丹流翠壑，或临水，飞沼拂几，曲池穿牖，水周堂下，或为空廊的四面围合，“围墙隐约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22]51，山楼凭远，窗户虚邻，栽梅绕屋，结茅竹里。“它希求人间的环境与自然界更进一步的联系，它追求人为的场所自然化，尽可能与自然合为一体。它通过各种巧妙的‘借景’‘虚实’的种种方式、技巧，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起来，形成一个更为自由也更为开阔的有机整体的美。连远方的山水也似乎被收进这人为的布局中，山光、云树、帆影、江波都可以被收入建筑之中，更不用说其中真实的小桥、流水、‘稻香村’了”[23]。
“园地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有悬，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22]58。承德山庄就是根据山庄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沟岔纵横，冈限连绵，岛堤通贯，绿草如茵，槐柳成林，周围奇山怪石，质朴纯净。康熙在《芝径云堤》诗中云：“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24]卷二十六：3”物尽“天然之趣”，充分利用山庄内的山峦、溪流、湖泊、平原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修筑亭台楼阁，尽量保留大自然的山林野趣，“乃相其冈原，发其榛莽，凡所营构，皆因岩壑天然之妙。开林涤涧，不采不断，工费省约而绮绾绣错，烟景万状”[24]卷一百八：11。
1.3礼乐之和和合五教
“和”“合”两字早在甲骨、金文中已经出现，《国语》《管子》等书中就已将“和”“合”两字连用而提出“和合”思想。
“和合”是有差别的统一、有区别的整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5]119，认为没有矛盾的“同”，事物就得不到发展(“继”)。《管子》：“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借习以悉，莫之能伤也。[16]85”。
礼乐之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10]46”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儒道都讲天道，儒家侧重人伦，将宇宙自然之道、社会人伦之道和个人修养之道统一，“礼”则是维持和谐社会的工具。《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12]990”“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12]988！。
中国园林是礼乐文化的物质载体。
礼，天地之序，“天道”之仪轨。“璧圆象天，琮方象地”，故《周礼》“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26]，天圆而地方。
皇家园林中的宫区、私家园林中的住宅区及寺观的空间构图，多取方形或长方形，由多进院落组成，强调中轴线意识及“天定”的尊卑等级秩序：沿南北轴心线排列，轴心线两边的建筑在位置、大小、排列上相互平衡，以围墙和围廊构成封闭式整体，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呈现出严格对称的结构美，讲求“顺天理，合天意”的礼制仪轨，成为“礼的容器”！
如“静明园”整体平面布局呈现的是非规整非对称状，但“东岳庙”“圣缘寺”“含晖堂”“书画舫”等呈中轴线对称；颐和园中的“谐趣园”整体布局不对称，但“涵远堂”“知春堂”“澄爽斋”“湛清轩”“知春亭”等强调中轴线对称。
私家园林的住宅部分亦如此。如苏州拙政园住宅部分位于山水园的南部，分成东西两部分，呈前宅后园的格局。住宅坐北面南，有平行的2路轴线，轴线中间以狭长的“避弄”隔开并连通。
上述空间构图，反映的正是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意识和空间观念：中轴对称表示“天圆”；四周围墙或围廊则表示“地方”。
美国学者克里斯蒂·乔基姆曾这样说：“作为中国建筑基础的有关神圣空间的观念就被同心、南-北轴心、东-西对称3条原则所统制，所以这些反映了中国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27]”
“乐者，天地之和也”。花园部分的杂式建筑，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各得其宜。如苏州网师园中心花园，空间构图以水池为中心，遵循文王八卦，顺五行相生之理，顺天而行：池东，震卦，五行属木，对应春，有射鸭廊，植紫藤、木香、迎春花等春季植物；南，离火，夏，有濯缨水阁；西，兑金，秋，有月到风来亭；北，坎水，冬，有看松读画轩、古柏、白皮松；东北，则艮位，冬春之交，竹外一枝斜更好，植物用报春花梅花。
中国传统园林看重自然界元气和场能的风和流动变化的水，国外称之为宇宙生态学。如住宅大门开东南门，称青龙门，接纳东南风；出水口选在西北，乾位，往东南巽位流去，正好与地球绕太阳公转所造成的冬至点的日出方位、夏至点的日落方位相吻合，又与中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环境一致。
五教和合。《国语·郑语》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25]119”“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只有五教和合，才能使百姓安身立命。
《礼记·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8]485”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万事兴！
台湾四大名园之一的雾峰林家莱园、常熟翁同龢故居彩衣堂，都取义二十四孝中老莱子愉悦老亲之意。袁枚随园、俞樾曲园等都以孝养名义构园。
明潘允端在《豫园记》中解释园林的立意为：“匾曰‘豫园’，取愉悦老亲意也。[29]303”原乐寿堂南临广袤约2500m2的荷花池，“池心有岛横峙，有亭曰：‘凫佚’。岛之阳，峰峦错叠，竹树蔽亏，则‘南山’也”[29]304。池心有岛，岛南还有命名“南山”的山，取自祝寿之诗《诗经·小雅·天保》，诗中有“九如”之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
苏州“怡园”，取《论语·子路》中“兄弟怡怡”之意，园主顾文彬于光绪元年(1875年)一月十八日给其子顾承的信中说：“在我则可自怡，在汝则为怡亲。[30]”
“礼”，具体标准是“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28]416”(《礼记·中庸》)即《论语·尧曰》所说的“允执其中”，做到适度，恰到好处。能“随时以处中”(《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将“时”与“中”联系起来。
“圆明园”即据“中庸”立意，雍正解释曰：“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31]”“圆”的最高境界是无论何时处理问题都能不偏不倚，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时中”，即“随时以处中”；“明”是思想敏锐，能洞察一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圆明”是恪守圆通中庸、聪明睿智，正是“明君”的理想标准。
1.4与天地合德仁山智水
《周易·乾·文言》释九五爻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1]18”大人的德行，要与天地的功德相契合，要与日月的光明相契合，要与春、夏、秋、冬四时的时序相契合，要与鬼神的吉凶相契合。在先天而言，它构成天道的运行变化，那是不能违背的自然功能。在后天而言，天道的变化运行，也必须奉行它的法则。无论先天或后天的天道，尚且不能违背它，何况是人呢？更何况是鬼神啊！
《论语·雍也》篇：“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0]408”孔子直接比德于自然山水，在中国园林史上将爱好山水与“知”“仁”“寿”相联系。成为中国园林比德的永恒命题。如清行宫名“避暑山庄”，“山庄”就含有仁者乐山，仁者寿之意。以福禄寿为主题的颐和园，宫区从东宫门进去是仁寿门，匾额为“寿协仁符”，“寿”“仁”吻合。慈禧所住建筑名“乐寿堂”，殿为“仁寿殿”。
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古人把天地万物都看作有善恶的道德属性，都可以导向道德的思考，形成托物连类的审美习惯。
如石生而坚，于是，石成为人的品德美和精神美的象征。《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19]290”以高山峻石象征师尹的威严。清郑燮《柱石图》题诗：“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32]”中唐白居易“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29]489(《太湖石记》)，“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33](《双石》)。
《论语·子罕》中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10]623”松柏的韧性精神，成为“比德”美学思想中的重要母题。
园林中不乏“岁寒居”“岁寒堂”“得真亭”等。宋代开始“松竹梅”成为“岁寒三友”。“古猗园”，取《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19]79之意为“猗园”。园内遍植绿竹，亭、台、楼、阁、榭、立柱、椽子、长廊上无不刻着千姿百态竹景，园主李宜之撰《园居》，自题“竹窥将以拒俗客也”[34]。
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美学风格奇异浪漫，但思想内涵基本属于儒家系统。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赞美修短合宜之美：“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35]”身材，若增加一分则太高，减掉一分则太短；论其肤色，若涂上脂粉则嫌太白，施加朱红又嫌太赤，恰到好处，这与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吻合。楚辞又吸收了道家思想，如《楚辞·渔父》中那位规劝屈原随世沉浮的“渔夫”及他所唱的《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36]176-177”反映出的人生哲理与道家思想十分接近，“沧浪”、江海都成为隐逸的象征符号。
楚辞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形成内涵丰富的带有象征性质的香草美人比德系列：“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36]3”《离骚》《九歌》等作品中都以佩戴、服食芳草象征品质的高洁，以腐烂变质象征贤才的变节，恶草比喻丑恶的小人等。
中国园林有的径用香草名园，以寄高洁。明代文震孟和文震亨兄弟都酷爱《离骚》，钟爱香草。文震亨筑园名“香草垞”，结构殊绝，时被誉为“尘市中少有的名胜”。文震孟“药圃”，“药”，楚辞中指香草“白芷”，园中至今有景境“香草居”。
拙政园旱船名“香洲”，有文徵明书额，额下有王庚跋云：“文待诏(即文徵明)旧书‘香洲’二字，因以为额。昔唐徐元固诗云：‘香飘杜若洲’。盖香草所以况君子也。乃为之铭曰：‘撷彼芳草，生洲之汀；采而为佩，爱人骚经；偕芝与兰，移植中庭；取以名室，惟德之馨’。[37]”
明太仓王世贞筑“离薋园”，王世贞《离薋园记》曰：“嘉木名卉出而不能容恶草，因读屈氏骚，得‘离薋’二语，取以名之。夫‘薋菉葹’，所谓草之恶者也，屈氏离而弗服，乃女媭呻呻而詈之，何哉？谓其有所别择也。[38]”实际上王世贞是用恶草“薋菉葹”喻指奸相严嵩及其子严世藩，严世藩欲得王世贞父王忬所藏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未果，严嵩遂将王忬落职论死，王世贞兄弟“以家难归，窜处故井”，匿迹家乡避祸，构此园以记其家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