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昆明城市公园开辟与发展的3个历史追溯

近代昆明城市公园开辟与发展的历史追溯

 

3.1清末昆明近代公园的萌发

 

20世纪初期，辟设公园成为中国城市向近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遂引发了全国建设城市公园的热潮。彼时，地处西南边疆的昆明在英法殖民势力的步步紧逼下，为防止“利权外流”，于1905年参照岳州、济南等地自开商埠。1910年3月31日，滇越铁路正式通车，更使昆明从偏远的边疆省会一跃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的重要门户。作为滇越铁路的端点，尚处于传统状态的昆明不得不直面由滇越铁路疾驰而来的种种现代事物。

当时，在昆明“匪但两粤、江、浙各省之物品，由香港而海防，海防而昆明，数程可达，即欧美之舶来品，无不纷至还(沓)来，炫耀夺目，陈列于市肆矣”[13]。由滇越铁路输送而来的，除了琳琅满目的外来商品，还有各种现代的观念、知识与技术。它们渗透于城市社会的各个层面，重新塑造着市民的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公园与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一道登陆昆明。

 

据考证，昆明近代城市公园建设肇始于清末商埠区的“南城外公园”。公园所在之地原为一片旷地，清光绪后期，热心公益的富户开始在旷地林间，捐资构筑亭子，让前来游玩的人们有休憩之处。清宣统二年(1910年)，地方官员因其地位于商埠界中，也开始在此培植园林，并设人管理。他们汲取省外先例，第一次在本地使用了“公园”这一名词[14]。直至1914年，“南城外公园”是昆明仅有的“公园”。



公园的形式有别于传统园林，整体布局较为规整，从南部喷泉入口，到对称布置的花坛与凉亭，再到中心建筑与雕像，最后至北部瑶岛，体现了一定的空间秩序。公园还采用了“园中园”的布局形式，以不同植物划分大小庭园，而点缀其间的喷泉、花坛、雕塑都采用西洋风格。但是，也运用了许多传统造园的手法，凿池建岛、随机造景，亭台建筑都为中式风格(图3)。

 

除形式外，公园的功能设置与建设机制也不同于传统游园。据民国时期的市政报告记载，公园土地原为明傅忠节公故宅遗址。1910年，云南省政府筹款收买，辟为公园，“建筑卍字楼、船亭、得月亭等处，并招商股附设戏园于其南面，以娱游客”[15]。这一最早的公园在形式风格、建造技术、功能设置及营建机制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显示了当时昆明地方官员对公园这一“新生”事物的有限认知，以及力图将传统园林与西式公园相嫁接的努力。

 

 

3.2-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昆明城市公园的勃兴

 

民国成立后，公园成为各地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辟建公园一般采取3种途径：一是拨地新建；二是私园开放；三是开辟前代风景名胜。在江南、岭南一带主要采用拨地新建或私园开放的形式，而在北京等地则多以皇家旧园改建来实现。昆明作为偏远的边疆省会“地绌财疏”，无足够财力拨地新建城市公园，也无较大的皇家园林或私家园林可开辟为公园。因此，利用前代所形成的众多风景名胜改建为公园成为当时昆明的首选方案。于是，在1914年，昆明改建著名的风景名胜大观楼为公园，“拓其基而广其幅员，存其楼而重加修茸，增宇舍，植花木，贮图书，陈博物，凡足以益人神智，乐人心目者，莫不毕具”[16]。

 

至1918年，主政云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审时度势，兴办市政，将市内及郊外各名胜收为市有，逐渐改建公园进行经营。1919年云南市政公所成立后，工程处于1920年2月拟定《筹建翠湖工程计划书》。该计划书中指出，“公园者，公共之乐园也，完全关系于社会教育而建筑之”，并明确定位了公园的功能要像欧美各国公园一般，“国民休息时期入而参观，对于历史、地理、博物、实业、美术、尚武、逸乐、卫生诸方面皆可研究，以鼓动其真精神而增进其新知识，盖非徒供人游玩取悦于心目已也”[17]。

政府希望以此为宗旨，首先建造翠湖公园作为范本，“力求完善以成中央公园之性质”，同时拟议把城内圆通山、绿水河、文庙门前隙地、农业学院(即旧贡院)门前隙地、师范学校(即旧督署)门前隙地，城外如大观楼、太华山、莲华池、龙泉观、太和宫及南关外旧有之公园次第修治。首先开工整修翠湖公园，新建和扩建有茶楼、酒肆、戏园、影院、纪念亭、纪念塔、钱南园祠堂。建园经费，经省长公署批准，用拍卖前清粮道公署及南城外公园四周空地所得的20万元来开支。

 

 

1921年2月因滇军将领顾品珍发动“倒唐”政变，公园建设戛然而止。1922年，唐继尧重掌大权，改组昆明市政公所，开始有计划地着手城市的规划建设，并委任张维翰为昆明市政公所会办负责实施。张维翰⑦于1919—1922年入东京帝国大学选修宪法及市政等科目，且1922—1928年任职期间3度赴日本考察。在“田园城市”建设目标的驱动下，张维翰致力于旧公园的整理和新公园的建设，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工程处，并分设公园事务所，负责修整布置各项事宜。

 

1922—1926年，昆明共开辟或整建公园及风景名胜地十余处(表1)。



其中翠湖公园“除旧有外，建喷水池二，并添置水禽动物等之饲养所”，而圆通公园取山林公园式，大观楼公园取河湖公园式[20](图4)。



古幢公园“风景极其清幽”，近日公园“花气袭人，喷泉溅露”。传统形式的亭榭、楼阁、牌坊与增建的西方古典主义或折中主义风格的园门、建筑及雕塑、喷泉等“交相辉映”，呈现出更为显著的中西杂糅的特征(图5)。

此外，于1923年5月，昆明市政公所颁行《昆明市公园管理规则》，并于8月以“研究学术、力谋园艺发达”为宗旨，成立昆明市园艺研究会。此后，曾留学日本攻读园艺的庾恩锡⑧受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于1929—1930年出任昆明市市长，尤为致力于城市公园的建设，对翠湖、古幢、金碧和大观楼公园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和培植。

 

此一时期，在全国公园建设运动的影响下，昆明市政当局对近代公园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并且有意识地将传统游憩之所改造为塑造现代国民的阵地，同时从机构、法规、经费等方面开始建构更为“规范”的公园建设机制。在此过程中，以龙云、唐继尧为首的新旧滇系军阀，以及包括张维翰、庾恩锡在内的具有西方现代市政与园林知识背景的技术官僚成为推动昆明公园建设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过渡的时代，既深受传统风景园林的浸染，又对现代城市公园充满憧憬，进而试图在传统经验与现代范式之间作出某种调和。

 

3.3抗战时期公园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抗战时期，昆明一跃成为抗战后方的枢纽城市，市政当局开始进一步考虑公园的系统性建设。1939年开始制定的《大昆明市规划》提出围绕滇池发展观光业的构想，将沿滇池地区作为名胜古迹和风景区的重点发展区域。

1941年制定的《昆明三年建设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则更为详细地规划了昆明的公园绿地系统。《纲要》指出：“都市中园林之敷设所以调剂空气，并供市民工余游息之需，卫生与享乐上应有之设置也，其分布应求广泛布置应有艺术。[22]”并计划建设翠湖、圆通、大观、古幢、近日、中央、双龙、鼓楼、武成、吴井、篆塘、西坝等公园及盘龙江边游步道、环城路之园林地带、护国路及大观马路林荫道、省府门前配景广场、正义路威远路交叉处交通广场。其中，“前列五者有待扩充再整理，各公园中均应有儿童游戏场及运动场之添设；后列各项则随道路建设工程之进展，分期建设之”[23]。同时指出，上述园林的建设，均应由专家设计管理，“以臻至善至美之境”。

《纲要》所规划的林荫道或公园路将公园与风景区相连接，并构建起沿城墙的绿环及沿盘龙江的绿带。此外，《纲要》将城市外环西边和北边的用地划为风景区用地，初步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绿地系统。这一时期的公园建设规划，很大程度借鉴了西方模式，但同时也考虑了本土特征。虽然由于战后回迁及内战爆发等原因，上述规划并没有完全实施，但是公园建设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公共园林的改造被进一步纳入城市绿化系统的规划建设中。同时，现代主义功能布局与形式风格的植入，形成更为丰富的中西园林风格的交叠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