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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公花园体用之辨3类文化现象的萌发

日期:2023-02-23 10:32:18     浏览:0    
核心提示:无锡公花园初创期的“公园展会现象”是中国近代公园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模式不仅可以快速积聚展会人气,促进国货推广,而且能增进民族情感、宣传科技知识
“体用”之辨——3类文化现象的萌发
    
    “体用”指事物的本体与现象,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17]。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迸发是近代公园建设“体用”开拓的催化剂。中西方文化的缀合,萃聚了一系列领异标新、前卫新奇的文体活动,成为近代公园各类文化现象的萌发的重要推动力。公花园初创期相继举办了画展、花会、国货展、防空展、体育赛事等活动,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城市市民对公园新功能的需求。

公园功能不断被拓展的同时,民族文化的基底在“体用”之辨的角力中展现出坚定的精神力量。大众美育、公园展会、公共娱乐等文化现象相继萌发,从公园“体用”的形式来看,已远超“四季赏花、暑夜纳凉”的休闲场所本体,成为苏南地区各类文化现象萌发的“展台”。 
    
    3.1  大众美育现象:“花卉节事、雅集赏画”的沿袭
    
    中国古代的花卉节事活动历史[18]悠久,既有着“花神节”这类约定俗成的民间活动,也有着“万花会”这类官方主导的庆典盛事,赏花消遣之风延续至今。公花园管理委员会与市公所也会定期筹办一些花事展会,收取劵资反哺公园建设。

1918—1937年《新无锡》《申报》等报刊报道了公园举办了7次菊花展与兰花展,其中展会开始前还在无锡周边城市发文征集名花,其中以无锡县为中心的名花征集地就有十余处,包括江阴寄园冯宅、常州张家花园、扬州平山小筑等地。公园20世纪30年代的名流花会[19]盛行,“艺兰”会、“艺鹃”会、“艺菊”会等民间组织的相继建立,促进了地方优质观赏植物品种的鉴赏、保护与培育,为近代公园花艺品鉴、推广、运用的一个缩影。而传续千年的文人雅集则不同于西方的画展沙龙,多为雅士小规模的品评、鉴赏、收藏行为。民国初年,西方美术思潮的引入,促进了美术教育的蓬勃发展,个人与团体画展逐渐增多。

据统计1922—1949年间《申报》《新无锡》中公开报道的公园画展就有15次,涵盖个人与集体画展(荣玉立、尤韵泉、陶冷月、局怀民、碧山书画社、锡山书画社等),展览多集中在5—9月,展品既有传统国画,也有油画与水彩画。展期一般为3~5日,园内池上草堂、嘉会堂、多寿楼、清风茶墅等处均曾布展过画作,这些活动备受当地人士欢迎。公花园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场域,赏画与花事传统沿袭,突破了传统的观瞻与品评方式,通过不同主题画展、花事活动的征集,拉近了大众与高雅艺术的距离,集高雅与通俗为一体的展览形式,促进了近代无锡的大众美育与艺术传播。
    
    3.2  公园展会现象:“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兴起

无锡公花园体用之辨3类文化现象的萌发
    
    近代无锡的民族工商业快速崛起,迅速发展为东南地区商业重地,“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展会现象应运而生。通过梳理报刊发现1929—1934年在无锡公园内至少举办了4次国货流动展览会(图6),会期为1~2周。其中1929年10月的国货展览会筹备报道最为详尽(表2)。

无锡公花园体用之辨3类文化现象的萌发


筹备委员会由13个机关及团体代表组成,分宣传与筹备2个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根据场地情况分立游艺场,制定开放时间,优化人流动线。并发行会场日刊,为公园展会宣传造势,拟定票价优惠及商户拆账方案。

筹备委员会同时也确定了不同的公园展览场所方案。以上筹备细节展现出初创期的公园展会组织工作已相对成熟。此后,国货展览会的规模及布展频次均有所增加,如1934年10月国货倡导社主办无锡国货展览会将临时建筑会场拓展到公园南门公园路,原定场位六十余间,因厂商纷纷申请加入,不敷应用,及决加以扩充,场位合计一百十余间。从社会反响来看,以公园展会为代表的“展会品牌效应”已经形成。除国货展销会外,《申报》还刊发了1936年9月—1937年4月中央防空巡回展及工业安全卫生展的情况,2次展会布展涉及多寿楼、西部芦蓆棚、同庚厅等处,发挥了近代公园作为科技普及场域的作用。

无锡公花园初创期的“公园展会现象”是中国近代公园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模式不仅可以快速积聚展会人气,促进国货推广,而且能增进民族情感、宣传科技知识。公花园“展会形象”的传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其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对民族、地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体现了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
    
    3.3  公共娱乐现象:“体育娱乐、公园宴饮”的勃兴
    
    近代长期的战乱导致国家经济孱弱不堪,市政经费的匮乏导致体育场所建设的滞后。然而西方近代体育及休闲娱乐思潮的传入,逐渐推动着传统节庆、庙会等大众娱乐休闲活动的革新,诸如体育活动、电影展映、餐饮服务等给近代公园空间布局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为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1910—1948年间(表2),公园通过临时开辟户外闲置场地及转换建筑使用功能承办了体操、乒乓球、篮球、网球等一系列体育活动,取得良好的民众基础。

园内早期户外场地多集中在草坪或建筑前空地,虽容纳了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但尚未形成明确的体育分区概念,只是园林空间的延伸。公园明确形成独立体育场地是在1946年11月,《锡报》报道了公园西北角篮球场即将竣工的消息,新球场花费5 000多万元,有七级水泥看台,可容纳观众3 000余人。开敞的户外空间一方面强壮民众的身体机能,另一方面成为宣扬民主爱国思想的政治舞台。

1928年11月14日《申报》“民众为庆祝先总理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一文就详细记载了:上午于同庚厅开庆祝大会,下午在公园内开游艺大会,并于晚间在公园内燃放焰火以志庆祝的实况。1929—1949年间公园兴起了“同庚春宴”④之风[11]98-101,地方士绅把个人庆寿改为集体举办的“公寿”“公宴”,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

除此之外,公园多寿楼、兰簃、嘉会堂、兰簃、池上草堂、清风茶墅等还举行过县公团公务宴请、县教育会公宴会员、寿宴、鹿鸣宴等宴饮活动。随着近代公共娱乐活动的普及,公园体育与宴饮活动的勃兴,初创期的公花园拓展为市民认同、功能多元的公共社交场所。
    
    4  结论
    
    “园成公界,当具公心”⑤。公园历史信息是制定遗产保护策略的一面镜子,无锡公花园百纳为“公”是商贾邑人在天下为公、变法图强思想引领下的一次探索,公花园“公民自治”“公听并观”“公诸同好”的思想烙印已初步具备现代公园“公平性”的雏形,其初创期的公园胜景与遗痕是留给后辈的宝贵园林遗产。
    
        1)公园管理权“公民自治”的初步尝试。公园管理权虽曾于1930-1935年间引发三方(公园管委会、区公所、教育局)争议,并于1949年废止。但公园初创期以看儒乡绅为主体的公花园管委会的主体实践无疑是近代公园“公民自治”的一个缩影。管委会成员秉承着“共筹”“共享”的建设初衷,践行着“公辖”“公管”的运营体制,以主人翁心态参与到无锡公花园的建设与运营实践之中,制定了“董事会参与园务、理事会通讯选举、场地租赁反哺公园建设”等一系列管理营收策略,展开了一段多元化、本土化  “园景”营建路径的探索,在中国近代园林史上具有标志性的示范意义。 
           
        2)园景规划“公听并观”的思路探索。从建园肇始时推筑土岗,营建楼堂等实践均为传统山水理法的延续。直到引入洋枫、樱花等东洋植物,聘请日本造园家布置监造,公园开始呈现出异域风情。在列强欺凌、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特定背景下,公园规划者在吸收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展开了本土化“园景”营建路径的探索,将传统山水观影响下的胜景品题观念融入园中,“二十四景”的确立为公花园初创期“园景”的巅峰时期。
        
            3)公园文体活动“公诸同好”的价值取向。  “公诸同好”出自三国曹植《与杨德祖书》:  “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寓意将个人珍藏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共赏。1906-1 949年间,“花卉节事、雅集赏画”的沿袭,  “公园搭台、展会唱戏”的兴起,“体育娱乐、公园宴饮”的勃兴将大众无意识从传统的时间消遣观念中脱离出来,参与到各类活动中。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一系列启蒙性、教育性的新思想在公花园这片沃土播撒,各类文化现象相继萌发,开启了近代公园“泛教育化”的先河,成为民国政府及社会精英宣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教育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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