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探索与借鉴
4.2.1支撑资源环境紧约束条件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
英国着力通过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城市地区在土地、环境、能源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中国而言，伴随城镇化率超过60%并进一步提升的趋势，人口密度高、国土开发强度高、土地资源紧张等挑战在城市地区愈发凸显。因此，中国各地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治理实践应更加注重资源环境紧约束条件下对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支撑作用，如在培养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高绿色交通比例、承载新经济新消费等方面，充分发挥生态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价值。
近年来，中国部分城市开展了以生态基础设施为主要抓手的城市建设模式创新探索，通过生态方法应对绿色转型新挑战、化解城市发展新矛盾。例如，深圳市大沙河生态长廊不仅发挥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管理等生态安全韧性功能，更缝合了碎片化的城市景观，促进沿线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衔接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带动周边大学城、高科技园区的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使大沙河生态长廊充分发挥了培育创新功能的空间环境载体作用。再如，成都市着力推进“回家的路”社区绿道建设，结合轨道和公交系统构建绿色公共交通体系，促进交通出行方式的结构性调整，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着力缓解人口进一步聚集与交通拥堵、大气污染之间的矛盾（图2）。
因此，不同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时期的绿色空间建设模式，生态基础设施是城镇化下半场城市建设模式创新探索的必然要求和实践抓手。作为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质空间，生态基础设施应有效衔接、匹配绿色生产生活和发展方式，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发挥对绿色、低碳、可持续、高质量转型发展目标的支撑作用。
4.2.2完善以城市政府为主体的协同联动治理组织形式
生态基础设施既包括城市内部的公园绿地，还涉及城市周边的森林、农田、湿地、郊野公园和绿化隔离地区，产权归属和治理主体复杂，要求更合理的治理组织形式。为使生态基础设施发挥系统化、战略性、综合性效益，英国构建了包括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社区组织、信托组织和私有企业的协同治理组织形式。中国各地应基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城乡社会体制等背景，健全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层级、多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的治理组织形式。
北京市“留白增绿”专项行动计划是探索优化治理组织形式、保障城乡一体的大尺度生态建设的典型案例。2018年，为落实“减量、提质、增绿”的发展导向，北京市构建了多部门统筹、市区两级联动的“留白增绿”工作专班机制，规划和自然资源、园林绿化、农业农村、发展和改革、财政等市级相关部门协同制定整体计划、落实资金保障、提供政策支持，区级政府负责编制实施方案、统筹建设、落实管护。这一治理组织形式高效推进了土地综合整治和森林、农田、郊野公园建设，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同时加强分散绿色空间的连通性，构建规模化、高质量绿色空间网络，从而发挥全市域、多类型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与效益。
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本质是综合性治理实践，旨在构建各类生态资源和绿色空间有机组合的复合网络，从整体、不同的局部和角度均能充分发挥生态效益。构建协同联动的规划治理组织形式，既是对整体目标实现的保障，又有利于统筹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诉求，突破了行业管理、行政区划等因素的限制。
4.2.3构建全域多生态要素统筹的生态价值核算与实现机制
英国的自然资产价值核算注重吸引社会投资用于城市和城乡边缘地区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管护。而中国地方政府生态治理基于推动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促进乡村振兴等目标，治理范围既包括城乡地区，又包括自然山林、河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等生态屏障和生态源地功能区。这些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安全、生态调节、生态旅游等多重价值，但却面临公益属性强、投入周期长、回报见效慢等融资难题。因此，中国各地应注重构建全域统筹、多生态要素统筹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机制，从而保障生态基础设施价值持续提升、生态产品合理分配。
浙江省丽水市是探索构建全域统筹、多生态要素统筹的生态价值核算与实现机制的典型案例，通过开展GEP核算，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公众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生态保护建设的持续推进工作。2019年，丽水市成为中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技术规范、核算流程，开展了下辖所有行政村的GEP核算，涵盖了生态系统的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在此基础上，丽水市逐步构建市、县、乡、村四级GEP核算体系，发布《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基本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度量机制。瓯江干流七县（市、区）横向生态补偿是上述机制的生动实践，有效保障了沿线可持续的水生态协同共治。目前，丽水市正探索建立生态产品政府购买和市场交易机制，进一步推动实现生态产品抵押、交易和变现。
构建生态价值核算与实现机制，有利于促进价值提升者与价值受益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这一机制的全域统筹、多生态要素统筹，有利于提升生态价值核算的合理性、全面性和公平性。
5结论
英国的实践表明，规划治理体系决定了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综合性、系统化服务功能。经过局部试点、全面实践、机制创新等阶段性发展历程，英国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治理实现了目标重塑、治理重组、价值重构。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下半场，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成为城市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建设模式创新探索的重要内涵。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各地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治理实践，应从目标导向、组织形式和实施机制3个方面借鉴英国经验：
1）在目标导向方面，生态基础设施相关研究、规划和建设工程应着眼于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框架，匹配绿色生产生活和发展方式，寻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缓解土地、能源、环境挑战等方面发挥生命支持系统作用；
2）在组织形式方面，健全以城市政府为主体，多层级、多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的治理组织形式，兼顾整体与局部、近期与远期，促进生态基础设施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实现；
3）在实施机制方面，以提高区域生态价值、探索促进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模式为目标，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机制，保障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管护的持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