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帆亭文化遗产点的生成过程与机制
4.1落帆亭文化遗产点的生成过程
4.1.1两宋时期：运河作用与功能催生
两宋时期是落帆亭文化遗产点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在大运河作用下催生出水利漕运与风景游览的功能。
杉青闸的建立源于水利漕运与农业灌溉之需。自隋唐以来江南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塘浦圩田体系的成熟，宋代嘉兴已形成以嘉兴城为中心、多条河流呈放射状通向周边的运河水系格局，水利主导下的农业经济迅猛发展，浙江嘉兴成为全国知名的粮食供应地。杉青闸在通过闸口启闭管理南北往来船只的同时，其对水流的调节作用也满足了周边圩田的灌溉及洪涝防控所需。
落帆亭的建立源于人们对水利设施的风景审美需求。社会经济生活的富足促进了两宋嘉兴地区文化的繁荣，南宋时期北方士族衣冠南渡促使嘉兴文化发展达到高潮，又因宋孝宗赵昚于杉青闸官舍出生，浙江嘉兴成为都城边上的京畿辅地。两宋理学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在这种爱国文化主导的社会氛围背景下，嘉兴文人对家乡的热爱逐渐表露。宋人张尧同的《嘉禾百咏》记载了南宋嘉兴的风土人情，其中杉青闸、羞墓②、嘉禾墩③的描述开始从风景审美的视角表达事物之美。而落帆亭的兴盛反映了宋人不满足于杉青闸单纯的水利设施功能，还有对风景审美的需求，该过程也意味着两宋时期嘉兴地区以水为媒介的公共园林的萌芽。
4.1.2元明清时期：事件发生与人文点染
元明清时期是落帆亭文化遗产点演进的第二个阶段，杉青闸的水利功能逐步消退，以风景为媒介将事件与人文融合的落帆亭园林上升为主要的功能承载体。
南宋末期的杉青闸虽然逐渐湮废，但区位优势决定了它作为交通枢纽与军事要塞的重要地位，作为元末杉青之役④的发生地、清代乾隆南巡的驻跸点（图7），它已然成为社会事件的发生地。至明代，园林作为交往场所承担了更多社会活动的内容[25]，明末嘉兴进士曹谷出于对城市历史古迹的保护，在落帆亭原址建亭祀先帝并立碑⑤。至清代，封建社会母体下资本主义的萌芽促使落帆亭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酒业、米业等商铺纷纷入驻，如酒商张寿堂为宣扬其酒业，特别增筑太白亭纪念酒神李白，为落帆亭园林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意义。
此外，文人通过诗词绘画等艺术手段渲染落帆亭，为之赋予诗意。以城市“八景文化”为例，元代画家吴镇在《嘉禾八景图》（图8）中用“三闸奔湍”描绘了想象中的杉青闸一带大运河辽阔渺远的城市景象；清代知府许瑶光将刻碑“南湖八景”中的《杉闸风帆》（图9）存于烟雨楼碑廊。在诗词创作方面，以明代李肇亨、清代朱彝尊为首的文人将落帆亭作为城市风景的吟咏对象，寄离别、赏景、思乡之情于园林，将其视其为精神栖居地。明末人们还将汉代的羞墓、三国黄龙年间（229—231年）的“野稻自生之地”嘉禾墩等典故与杉青闸共同用于文学创作，这是落帆亭融合地域文化的开端。
4.1.3民国时期至当代：风景建设与文化认同
民国时期至当代是落帆亭文化遗产点演进的新转折时期，时代更替与社会变革加剧文化语境的转变。此时，落帆亭在全新的社会语境下重构了自身价值。
民国以来，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下，公共设施、教育设施、娱乐设施成为嘉兴城市近代化建设的产物。落帆亭于1921年经过酒商重修，园林建筑面积扩建至2500m2。与之一同兴起的还有附近因运河而生的各类商业业态、社会习俗、运河民居等文化遗产。其中，建于1903年的文生修道院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建造的首个规模大、功能全的修道院；建于1917年的双魁巷是民国时期依托大运河畔打造的具有江南“曲水深巷”特色的民居建筑；1929年因运输便利而建成近代嘉兴制丝针织联合厂；1938年成立光明街中心小学。民国时期以酒业为首的资本入驻为园林带来了区域商贾繁荣，从此学校、工厂、民居、教堂等城市设施逐渐向落帆亭聚集，促使西方宗教文化与本地市民文化相互渗透，从而形成地方文化认同。
自解放战争以来，落帆亭历经战乱，已难有小园临水之境；新中国成立以后嘉兴逐渐恢复城市建设，直至2012年才将落帆亭重建为城市公园（图10）。如今大运河文化公园的建设使落帆亭进入新的文化语境，随着文化遗产得到保存和延续工作的开展，新的群体记忆与地方文化正在生成。
4.2落帆亭文化遗产点的生成机制
落帆亭在两宋开始呈现以功能性为导向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初步价值；到元明清随着文化素养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大运河遗产的社会性价值逐渐凸显；再到民国至当代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完成自身的价值重构，遗产的文化价值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从传统园林发展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有机生成过程，可归纳为由3个部分组成的生成机制（图11）：
1）大运河与地方风土作为两个必要条件构成文化遗产的自然与文化基底；
2）自然与文化基底从物质与非物质两个层面与落帆亭本体相互作用，以水利水工设施、生产生活设施与落帆亭发生物质关联，以运河文化与市民文化对落帆亭进行非物质的文化渗透；
3）根据自然与文化基底与落帆亭本体的作用关系最终形成线性景观遗产与地域文化精神。可见，落帆亭能够成为大运河文化遗产，本质上在于大运河与地方风土孕育下的周边景观遗产和地方文化精神对落帆亭本体的两种作用关系，这为后续对其生成机制的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