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存在遗产物质实体与文化之间的价值关联与精神统一阐发肤浅的问题，为此进行基于遗产点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保护路径探究。
【方法】以浙江省嘉兴市落帆亭名胜为例，通过叠加比对落帆亭、杉青闸、大运河的历史信息以及初步复原平面图，还原落帆亭名胜的历史样貌。
【结果】将落帆亭文化遗产的有机生成过程分为运河作用与功能催生、事件发生与人文点染、风景建设与文化认同3个阶段，并总结出其生成机制。根据历史样貌与生成过程研究，对落帆亭文化遗产分别提出针对遗产本体和针对遗产生成机制的保护策略。
【结论】揭示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点保护需要尊重遗产的历史发展规律，重视遗产所在地的地方风土与遗产的相互作用，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人居遗产提供借鉴。
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进入后申遗时代，该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回答大运河普遍价值与保护底线问题转变为平衡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关系问题[1]。有学者基于美国遗产廊道管理经验[2]、英国运河管理规划启示[3]，以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文化线路”[4]、“线性文化遗产”[5]、“水文化遗产”[6]概念的发展，将中国大运河视为“活态遗产”，提出整体观照、动态保护的保护策略，注重对遗产关键区和重要节点进行“以点带线”式整体性保护[7]，可见学界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正在逐步形成活态、整体、全面、综合的遗产保护共识。
当下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容易忽略大运河遗产是一个历史与文化不断层积的过程，这本质上反映了遗产物质实体与文化之间在价值关联和精神统一上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对遗产本体和遗产生成机制保护的不足。笔者基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深化大运河遗产的保护研究，选取浙江省嘉兴市落帆亭名胜为研究案例，以关注遗产真实性与完整性为原则，挖掘落帆亭文化遗产点在时空演进中的生成过程，并得出生成机制，从而提出针对落帆亭文化遗产点的保护策略。
1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问题
东方文明重视精神价值的完整与连续，强调遗产物质实体与文化之间的价值关联与精神统一[8]。大运河具备文化遗产属性，遗产保护研究者更应注重对文化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保护，目前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在理论、实践、方法层面仍存在不足。
在理论层面，近年来学界逐渐意识到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问题。单霁翔[7]曾提出“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对其保护是一次科学严谨的文化实践；蒋鑫等[9]基于当下大运河遗产过度“符号化”的文化雕塑复制现象提出空间营造、功能活化、文化传承、生活留真的“原真性”保护对策；部分学者从文化基因学[10]、文化地理学[11]、叙事学[12]等多学科交叉视角提出运河文化的传播与展示途径。但相较于整体性视角下对大运河文化实践的讨论，从大运河遗产点保护出发的遗产历史文化层积研究较少，对遗产本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深入。
在实践层面，自2019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提出至2021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印发，大运河沿线的各地政府都在极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工程建设，但时间紧、任务重的“快餐式”建设模式暴露了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物质实体与文化之间的价值关联与精神统一阐发肤浅的问题，不同遗产点共用一类地域文化的“文化套用”现象违背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着重以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提取、传承与发扬为旨归[2]的理念。
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自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法规、文件①，加强了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与合理规划，但仍存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单一、不足，文化资源闲置现象等普遍性问题，遗产点保护尚处于“重物质保护、轻文化研究”的状态。
在方法层面，目前尚未形成针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方法。相关支撑性研究源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主要从景观的文化内涵分析入手，针对其物质或非物质载体的状况进行保护、修复与展示[13]。例如，已有研究通过传统语义学结合图像学、口述史等方法进行史学研究，还原文化遗产的历史风貌[14-15]；结合地理学、水利学、测绘学等角度，完善对遗产周边环境的判断[16]。
或将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可实际操作的遗产保护策略，如陈从周[17]提出以“质感存真，色感呈伪”的修复方法保证园林遗产的“文化真实性”；宋峰等[18]认为需要构建集体记忆传承与文化认同的综合利用方式；张冬冬[19]从实体空间、借景视域、植物文化三方面综合构建植物景观的“历史意境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