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统一所指的“自然元素”——从“树原型”到“世界树原型”
探讨生物学意义的“树”可追溯至史前记载，但作为ACL的一部分，“树”又演绎形成繁杂的“树原型”出现在各种文本载体中。如公元前5000—3000年的三星堆遗址、公元前3000年的世界文化遗产摩亨佐·达罗考古遗产出土的“菩提树女神印章”、公元前2600年两河流域苏美尔时期的“公山羊和圣树”、公元前1400年迈锡尼文化陶瓶上的圣树纹饰等[18]。
法布里奇曾说：“在整个象征符号的领域内，没有其他任何符号比树枝或树木标志的分布范围更广，或者对人类制度产生更大的影响。”该说法意图表达树木对先民的意义：树木通常体型巨大、数量众多、生命力旺盛，且有可食用其果实、利用其木材、遮蔽聚居的效用[19]230，使先民产生深刻印象并生发崇拜情感，进而因崇拜树木产生大量以此为题材的神话和传说[20]。
在大量可考古证据和相关神话传说中，几乎古代世界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流传下关于“树原型”的证据[21]，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具有相似心理路径的反映过程。“树原型”对于先民理解世界、利用世界产生了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一般来说，“树原型”象征意义的常见形式有：1)成长；2)生命；3)发展；4)衰老；5)人格；6)死亡；7)再生；8)母性涵义；9)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的展现形式；10)自下向上和自上向下的行动轨迹，等等[17]。
“树原型”具有异构同质的特点，作为原型象征存在于人类各种文化活动中，在多种文本形式中体现人类社会生活，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嵌入人类文化生活体验中。从古典诗歌、咏调、历史传记、神话、民间传说、曲艺、舞蹈等抽取出来的“树原型”，多被赋予超越“树本体”额外的意义。在这些不断演化的意义中，“树原型”在多义文本中逐渐成为显著的意义载体，与其他自然元素“原型”逐渐区分开来，并以“世界树原型”象征体系相继出现(表2)。
2.1中国代表性“世界树原型”
“天梯”思想贯穿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文化的深刻理解，天地距离的宏大叙事被描述成先民对“掌握权力”和“超脱凡俗”之间的理想平衡，“仰视”成为“地”向“天”自下而上的权利仰望，先民逐渐从“自然崇拜”的情感中开始刻意“摹写”具有原型象征的“自然元素”。传说颛顼帝之孙“重”和“黎”分别“托天”和“压地”，将天地彼此分离，所谓“绝地天通”，此举也阻隔人神共通，将天地对话权利交付“占卜人士”③[22]。现实中，先民的生活基于“天地”被赋予万物而产生的合理性崇拜，对“自然元素”倾注感情的合理诉求及祈求风调雨顺的生活景象，都极大地形成了聚落生存条件下对“自然元素”赋值的需求。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客观事实面前，神化的“自然元素”被精心挑选，以象征、图腾或其他指代物相继出现。
三星堆出土商代Ⅰ号大型铜神树(图1)是目前我国发现形体最大的青铜物件，通高3.96m，由底座、树和龙组成。铜座底部呈穹窿型，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铜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器宇轩昂，树分3层，每层3枝，共9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23]。赵殿增认为青铜神树被赋予“通神天梯”的作用，具有祭祀祭坛的意义，被当时先民赋予绵延子嗣和安康喜乐的内涵[24]。
现代学术界看待“青铜神树”时认同其“神树”的精神意义，并认为其原型与《山海经》的“建木”④“若木”⑤“扶桑”⑥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具有“世界树原型象征”，是巴蜀先民觉醒神话意识的文化证据，将其与“十日神话”“天地之中”相关联，是通天、通地、通神的“世界树”。
现代学术界看待“青铜神树”时认同其“神树”的精神意义，并认为其原型与《山海经》的“建木”④“若木”⑤“扶桑”⑥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具有“世界树原型象征”，是巴蜀先民觉醒神话意识的文化证据，将其与“十日神话”“天地之中”相关联，是通天、通地、通神的“世界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