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牡丹江城镇发展的历史景观识别与分类

基于牡丹江城镇发展的历史景观识别与分类

 

牡丹江城镇历史景观是城镇发展至今各类历史文化在空间内的具象表现，交错散布在城镇空间的各个角落，在种类、内容、规模上均具有多元化、复杂化特征。因此，研究将牡丹江城镇历史景观识别的时间范围锁定在城镇自发端至今的各个历史阶段，将空间范围固定在城镇核心建成区内，以时间轴上的文化群落叠加为线索，对空间内的物质与非物质关联景观进行甄别和拾取，以确保最终要素集合的完整性。

 

2.1城镇发展历史阶段的剥离

 

结合城镇建设推动因素及空间拓展特征，可将牡丹江发展剥离为依山水分布的自由生长(发端—1895年)、沿铁路两侧的迅速扩张(1896—1945年)、牡丹江以北的稳定拓展(1946—2002年)、跨越牡丹江的新城建设(2003—2021年)4个历史阶段(图1)。

 

城镇在自由生长阶段分布于牡丹江两岸，因地处偏远而发展缓慢，唐代中期龙头山区域初步形成城镇，清代由于驿道修筑、开禁移民、屯垦兴边等战争防御举措而人口增加，兴隆镇成为活动中心[20]。

迅速扩张阶段，城镇以铁路为轴南北拓展，先后受沙俄和日本控制：沙俄于1896年正式摄取在中国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牡丹江凭借山川环抱的资源优势和沟通远东的枢纽地位在战争中成为因铁路兴起的典型城镇，火车站区的设置使铁路两侧成为附属地，便利的交通使周围房屋逐渐密集、人员日益繁多、各类货物集散流通，大量外籍商人在此经商，店铺作坊日益兴起，街路地段不断扩大；日本通过“都市建设计划”规划牡丹江北部用地功能，吸引了大批日本和省内外移民迁入。

随后在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企业凋敝、设施破坏、人口骤减、匪患丛生后，城镇进入稳定拓展阶段，规划管理部门的成立及各类规划的编制实施使牡丹江逐步形成以轻纺、机械、电力、建材为主体，涵盖边境贸易和旅游的综合性工业体系。现阶段江南新城建设则在功能与形态上以老城为基准补充协调、拓展延伸。

 

2.2历史景观要素的识别分类

 

牡丹江在历史层积过程中逐步形成以自然山水文化为基底，以中东铁路文化为核心，以红色革命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近现代工业文化为衍生的文化群落生态，相应历史景观要素也层层累积在城镇物质空间内(表1)。三面环城的山脉和规模形态各异的江河湖溪构成背山映水的生态格局。战争带来的中东铁路文化形成了早期建筑街区空间一体化“棋盘+放射”式城镇形态，是理想城市模型在东方本土化的典型样本，同时铁路等功能性建构筑物因资源掠夺需要被相继建造。纪念碑等遗存记载着仁人志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丰功伟绩。

据《黑龙江移民概要》记载，因明清时期携民入关、开禁放垦政策及铁路修建带来的移民，牡丹江形成以朝鲜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近现代工业文化则可追溯到以木材加工为主的民族工业萌芽时期，在历经国外资本弹压及“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热潮后，遗留下诸多钢铁、纺织、造纸等工业厂址，以木工机械厂和牡丹江纺织厂最为典型，代表当时如火如荼的工业大发展。